数百年外科学发展奠定了现代外科学的基础及原则，由此衍生而来的肿瘤外科学也在飞速发展和更新，手术原则和外科技巧日趋成熟。肿瘤外科手术质量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通过精准的术前可切除性评估、新辅助治疗、规范的肿瘤 R0 切除和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协作等手段，可以提高肿瘤外科手术的有效性。通过术前精细的准备、术中精准的操作、术后的精良管理以及有序开展外科新技术，可以提高肿瘤外科手术的安全性。
医疗安全既是医疗服务的核心，也是日间手术质量控制的重要部分。如何控制日间手术的医疗质量，成为目前日间手术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本文阐述了中国日间手术的发展历程、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如何建立完善的日间手术质量控制体系，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胆道疾病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总发病率逐年上升。胆道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外科手术的干预，因此提高胆道外科手术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胆道外科手术质量控制的临床现状以及具体措施和标准，并就胆道外科手术质量的提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管理措施。
在肝胆外科医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从楔形切除到解剖性切除，腹腔镜肝脏外科在理论及技术实践方面发展迅速。然而，鉴于腹腔镜肝切除术 （laparoscopic liver resection，LLR）本身在技术层面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实现规范化的推广和高质量的传播，仍然是当前 LLR 需要面对的难点。本文针对 LLR 质量控制体系中的要点进行探讨，并对当前 LLR 中的关键点进行系统性阐述，旨在为腹腔镜肝脏外科的标准化和普及化提供参考依据。
各级医院手术质量达到同质化，是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及医务工作者努力的目标。手术质量控制首先要遵循规则，严格按照手术学教科书上描述的步骤来实施手术。在培养年轻的外科医师时，需要让他们多管理危重患者，并且经历大手术的锻炼，多在病房摸打滚爬，才可以逐渐积累起较为丰富的疾病诊治经验。年轻医师的成长速度与个人的刻苦程度以及在病房的工作时间呈正比。
目的：收集并分析 2020—2022 年江苏省胃癌手术质量控制的相关数据，研究胃癌手术质量控制数据的公布在推动中国胃癌手术水平提升中的作用。
方法：以江苏胃癌联盟（Jiangsu Gastric Cancer Union，JSGCU）为平台，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在线创建相关问卷后，由各联盟成员单位根据要求在线填写相关问卷内容。收集资料内容包括：医院基本情况、早期胃癌诊治、局部进展期胃癌诊治、晚期胃癌诊治、消化道重建、手术安全性以及经济学指标等。
结果：连续收集并分析了 2020—2022 年江苏省胃癌手术质量控制的相关数据。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20—2022 年Ⅰ期胃癌患者的比例逐年上升，胃癌早筛、早诊、早治工作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腹腔镜手术率逐年上升，已成为江苏省胃癌根治术的主流方式；胃癌淋巴结清扫数目≥30 枚的医院比例逐年上升；不同部位的胃癌根治术后消化道重建方式的选择各有特点；胃癌腹腔镜手术Ⅲ级以上并发症的发生率略低于开放性手术，其中发生并发症患者的术后住院时间明显延长，术后住院费用也明显提高。胃癌手术中选择关闭系膜间隙的医院比例逐年上升。
结论：江苏省胃癌手术质量控制数据的公布推动了中国胃癌手术水平的提高。
目的：探索肝切除手术前后肝酶的变化对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 421 例原发性 HCC 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风险回归法筛选出影响原发性 HCC 患者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选择最佳截断值，对其中最具评估价值的指标进行分组，进一步分析亚组间的差异因素，并且应用 Kaplan-Meier 法对亚组的患者预后信息进行评估，然后绘制生存曲线以及进行统计学检验分析。
结果：多因素 COX 风险回归法分析显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分期、肿瘤数量、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手术前后 γ-谷 氨 酰 转 肽 酶 （γ -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变 化 量 以 及 总 胆 红 素 （total bilirubin，TBIL） 变化量是影响原发性 HCC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1），高 、 低 GGT 变 化 量 亚 组 间 的 乙 型 肝 炎 病 毒 表 面 抗 原 （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Ag）、TNM 分期、BCLC 分期、肿瘤大小、肿瘤数量、肿瘤分化程度、AFP、手术类型、术中出血量、术后白蛋白-胆红素（albumin-bilirubin，ALBI）以及白细胞计数存在显著差异（P＜0.05）。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高、低 GGT 变化量亚组间原发性 HCC 患者的预后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死亡风险比为 2.603，复发风险比为 1.449（P 均＜0.01）。
结论：肝切除手术前后 GGT 变化量对原发性 HCC 患者的预后具有评估价值，且 GGT 变化量大于 29.5 是影响原发性 HCC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基于对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疾病负担近 30 年来（1990—2019 年）的数据整理与分析，探索如何加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管理，从而控制该疾病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方法：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2019 研究数据库数据，采用死亡率及失能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等指标评估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疾病负担情况；应用 Joinpoint 回归软件和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方法分析疾病负担趋势以及死亡率随年龄、时期和队列的时间变化趋势；运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分析对 2020—2030 年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率进行预测。
结果：1990—2019 年，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人数由 3.38 万例上升为 6.19 万例，标准化死亡率由 3.95/10 万逐年下降至 3.04/10 万；DALYs 由 93.40 万人年上升至151.26 万人年，DALYs 率由 101.36/10 万下降至 71.39/10 万。2019 年，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人数和 DALYs 均在 65～69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其中男性死亡 5.88 万例，标准化死亡率为 6.21/10 万，女性死亡 0.31 万例，标准化死亡率为 0.31/10 万，死亡率和 DALYs 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升。Joinpoint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为－0.97%［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2%～－0.8%］，其中女性死亡率的 AAPC 为－2.32%（95% CI：－2.6%～－2.1%）， 男性死亡率的 AAPC 为 －0.81% （95% CI：－1.0%～－0.6%）；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率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分析显示死亡率的净漂移值为－1.301%（95% CI：－1.577%～－1.025%，P＜0.05），预测在 2020—2030 年期间，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率负担将稳定增加。
结论：与整个食管癌疾病负担趋势相比，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的疾病负担下降较慢，男性群体疾病负担高于女性，中老年群体的疾病负担高于青年，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归因于饮酒的食管癌死亡率负担将稳定增加，提示相关部门应在重视对男性、中老年群体干预的同时，加强对全人群的健康科普教育工作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高居民食管癌的“三早”预防意识以及防范患病风险因素的意识。
目的：分析 2015 年—2018 年甘肃省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情况及变化趋势。
方法：收集 2015 年—2018 年甘肃省恶性肿瘤相关数据，按性别、城乡和年龄组分层计算粗率、年龄别率、年龄标准化率（简称标化率）、和 0～74 岁累积率等统计指标。
结果：2015 年—2018 年甘肃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的粗发病率为 282.28/10 万（男性：320.56/10 万，女性：242.03/10 万），发病的中标率（按照 2000 年中国标准人口结构调整计算的标化率）和世标率（按照 Segi’s 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调整计算的标化率）分别为 216.75/10 万 和 216.63/10 万；粗死亡率为 171.78/10 万（ 男性：212.02/10 万，女性：129.53/10 万），死亡的中标率和世标率分别为 133.77/10 万和 131.65/10 万。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均在 60～64 岁年龄组开始快速上升，在 80～84岁年龄组达到高峰，随后在≥85 年龄组下降。恶性肿瘤发病前 5 位依次是胃癌、肺癌、肝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前 10 位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 77.46%；死亡前 5 位依次是胃癌、肺癌、肝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前 10 位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 86.43%。
结论：甘肃省恶性肿瘤负担仍然较重，消化道肿瘤、肺癌和女性乳腺癌仍是甘肃省高发癌种，应根据恶性肿瘤的流行特点，加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优化肿瘤防控模式，为实践健康甘肃、健康中国战略做出贡献。
目的：探讨黄精黄芪复方抑制肺癌进展的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 CCK-8 法检测不同浓度黄精黄芪复方处理下人肺癌 A549 和 H1299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并计算黄精黄芪复方的半抑制浓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50）；用携带 Cre 酶的腺病毒对 C57BL/6 小鼠（基因型：KRASG12D/+; TP53flox/flox）滴鼻 1 次，构建原发性肺癌小鼠模型，予以黄精黄芪饲料喂养以直接检测黄精黄芪复方在体内对肺癌组织的作用，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小鼠肺组织的病理进展；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黄精黄芪复方通过爱帕琳肽（apelin）-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共激活剂 1-alpha（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alpha，PGC1α）- 解偶联蛋白 1（mitochondrial brown fat uncoupling protein 1，UCP1）信号通路影响肺癌进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黄精黄芪复方对 A549 和 H1299 细胞中 apelin-PGC1α-UCP1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的影响；分别采用 ATP 检测试剂盒和流式细胞术检测黄精黄芪复方对 A549 和 H1299 细胞 ATP 总产量及线粒体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生成的影响；采用 siUCP1 沉默 UCP1 表达，用 Z160 诱导 UCP1 过表达，并检测 A549 和 H1299 细胞 ATP 总产量及线粒体 ROS 的变化，以进一步验证黄精黄芪复方是否通过 apelin-PGC1α-UCP1 信号通路影响肺癌进展。
结果：黄精黄芪复方可明显抑制 A549 和 H1299 细胞的增殖，IC50分别为 10.66 mg/mL 和 9.66 mg/mL；在小鼠肺原位癌模型中，黄精黄芪复方可明显抑制肿瘤的生长，并下调 apelin-PGC1α-UCP1 信号通路，抑制促肺癌基因 UCP1 的表达；在 A549 和 H1299 细胞中黄精黄芪复方能显著抑制 apelin、PGC1α 和 UCP1 的表达（P＜0.05）、促进 ATP 合成 （P＜0.000 1） 和 ROS 产生并恢复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抑制有氧糖酵解 （P＜0.01）；沉默 UCP1 能增加 A549 和 H1299 细胞的 ATP 合成（P＜0.01）和线粒体 ROS 产生，并降低有氧糖酵解关键酶己糖激酶 2（hexokinase 2，HK2）和肌肉丙酮酸激酶同工酶 2（pyruvate kinase isozyme type M2，PKM2）的蛋白表达水平（P＜0.05）；而增加 UCP1 表达能减少细胞内 ATP 合成（P＜0.01）及线粒体 ROS 的产生，并增加 HK2和 PKM2 蛋白的表达水平（P＜0.05），用黄精黄芪复方处理细胞的同时予以 Z160 干预（PA+Z160）可著逆转黄精黄芪复方复方对肿瘤细胞 ATP 产生及有氧糖酵解的抑制作用（P＜0.05）。
结论：黄精黄芪复方通过下调 apelin-PGC1α-UCP1 信号通路，抑制线粒体解偶联，恢复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抑制有氧糖酵解，逆转 Warburg 效应，从而抑制肺癌进展。
目的：描述 1 例原发性甲状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l-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MALT）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治经过，旨在为拓宽该疾病的诊治思路。
方法：报道 1 例原发性甲状腺 MALT 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治经过，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患者主诉“发现双侧甲状腺肿大 3 月余”，甲状腺 B 超和颈部 CT 检查显示甲状腺明显增大。行甲状腺右叶胸骨后甲状腺切除术，病理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 MALT 淋巴瘤。术后接受甲状腺术后残留区及颈部淋巴结引流区放疗，总剂量为 30 Gy/15 次。7 个月后进行电话随访，患者未出现疾病进展。
结论：原发性甲状腺 MALT 淋巴瘤是原发性甲状腺淋巴瘤 （primary thyroid lymphoma，PTL）的一种亚型，多见于老年女性患者（年龄>60 岁），并常伴有桥本甲状腺炎（Hashimotos’s thyroiditis，HT），以及短时间内出现进行性颈部肿块或淋巴结肿大。PTL 的诊断依据于病理诊断结果，并且不同亚型 PTL 的临床表现、治疗方式和预后存在很大差异。
晚期胃癌（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GC）包括局部不可切除胃癌（gastric cancer，GC）、转移性 GC 和术后复发性 GC，由于患者诊断延迟且 AGC 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因此患者中位生存期仅为 6～12 个月。目前 AGC 的主要治疗目标是改善患者症状和延长序贯化疗患者的生存期。虽然全身治疗对 AGC 的治疗效果逐渐显现，但患者预后远未达到预期。此外，靶向治疗及新型免疫治疗存在耐药发生率高、毒副作用大、患者经济负担重等缺点。因此，寻找新的治疗靶标并研发抗肿瘤药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据报道，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细胞间质上皮转换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通路异常激活在 GC 进展和多线耐药的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可能是 GC 有潜力的治疗靶点。近年来，一些靶向 HGF/c-MET 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inhibitor，TKI）在 GC 的治疗中观察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同时，新型 HGF/c-MET 抑制剂（如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和抗体偶联药物等）在临床前研究中均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活性，但均处于临床研究的不同阶段，其疗效和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本文阐述 HGF/c-MET 抑制剂在 AGC 治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并讨论 HGF/c-MET 抑制剂在 GC 治疗中产生耐药的主要原因及应对策略，旨在为 AGC 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指导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