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细胞中极光激酶A（aurora kinase A，AURKA）是否通过外泌体途径调控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探究其潜在分子机制。
方法:采用GEPIA（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teractive Analysis）及TIMER（Tumor Immune Estimation Resource）公共数据库分析HCC组织中AURKA表达水平与M2型巨噬细胞浸润丰度及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基于人HCC细胞系MHCC-97H构建AURKA稳定过表达（97H-AKAOE）及敲减（97H-AKAKD）细胞，并采用超速离心法分离细胞外泌体，然后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流式纳米颗粒分析仪和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进行外泌体鉴定。将97H-AKAOE和97H-AKAKD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与M0型巨噬细胞共培养，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RT-q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检测M2型巨噬细胞标志蛋白CD163和Arg-1的表达水平，以评估AURKA对巨噬细胞M2型极化的影响。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iquid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LC-MS）技术筛选AURKA调控的外泌体关键差异表达蛋白，并通过功能回复实验验证其对巨噬细胞M2型极化的影响。
结果:AURKA在HCC组织中呈高表达，并且其表达水平与患者不良预后和M2巨噬细胞浸润丰度呈显著正相关（P均＜0.05）。AURKA过表达可显著增强HCC细胞外泌体诱导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的能力（CD163和Arg-1表达上调），而敲低AURKA表达则明显削弱该效应。蛋白质组学分析显示，可溶性半乳糖凝集素3结合蛋白（lectin galactoside-binding soluble 3-binding protein，LGALS3BP）在AURKA过表达细胞的外泌体中显著富集；敲减LGALS3BP表达可部分反转AURKA介导的M2型巨噬细胞极化。
结论:AURKA通过上调外泌体中LGALS3BP的表达，驱动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进而促进HCC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该机制的阐明为HCC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的新靶点。
目的:探讨经脐单孔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子宫颈微循环参数变化与卵巢储备功能的关系。
方法：收集2022年2月至2025年1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诊断为子宫肌瘤的165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3组：开腹组（55例，行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多孔组（55例，行传统多孔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单孔组（55例，行经脐单孔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围手术期指标；于术后即刻及术后12、24和48 h，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疼痛程度；于出院时采用切口美观满意度量表（cosmetic scale，CS）及体象量表（body image scale，BIS）评估患者对手术切口的满意度；记录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前及术后12、24和72 h分别检测患者的子宫颈微循环参数，包括微血管管径、血流灌注和毛细血管管径。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手术前后患者子宫颈微循环参数的差异，并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术后72 h不同手术方式之间子宫颈微循环参数的差异。于术前及术后3个月分别检测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指标，包括血清促卵泡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抗米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卵巢基质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PSV）、雌二醇（estradiol，E2）、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和卵巢体积。构建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单模型分析手术前后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指标的差异，并通过t检验比较术后3个月时不同手术方式之间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指标的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DID全模型分析分别评估手术方式、术后时间及其交互项（组别×时间）对子宫颈微循环参数与卵巢储备功能相关指标的影响。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手术前后子宫颈微循环参数变化值与卵巢储备功能指标变化值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在术后疼痛方面，开腹组、多孔组与单孔组患者的术后VAS评分均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单孔组各时间点的VAS评分最低，其次是多孔组。在术后切口美观满意度方面，与开腹组相比，多孔组和单孔组患者的BIS评分明显降低，CS评分明显升高（P均＜0.05）；与多孔组相比，单孔组患者的BIS评分更低，CS评分更高（P均＜0.05）。在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方面，多孔组与单孔组患者的术后1年内肌瘤复发率及月经周期紊乱率均明显低于开腹组（P均＜0.05），且单孔组患者的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开腹组（P＜0.05）；多孔组与单孔组患者在上述指标及术后妊娠率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另外，开腹组与多孔组患者的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亦无明显差异（P＞0.0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方式与术后时间对开腹组、多孔组及单孔组患者的子宫颈微循环参数均具有显著影响（P均＜0.001），且单孔组患者术后各时间点的子宫颈微循环参数水平均明显高于多孔组与开腹组（P均＜0.05）。开腹组、多孔组及单孔组患者术后LH和FSH的水平均明显升高，E2、AMH、卵巢体积、AFC及PSV均明显降低，其中开腹组患者手术前后上述各指标的变化幅度均大于多孔组与单孔组。DID全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手术方式与术后时间对开腹组、多孔组及单孔组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均具有显著影响（P均＜0.001），但这种影响在多孔组与单孔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与开腹组和多孔组比较，单孔组患者的子宫颈微循环参数变化值与卵巢储备功能指标变化值之间的相关性最强（Bonferroni法校正后P＜0.008），其中Δ血流灌注与ΔE2、ΔAMH及ΔAFC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0.56、0.53和0.50。
结论:经脐单孔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可以有效治疗子宫肌瘤。与传统术式相比，经脐单孔腹腔镜的微创优势更显著，可通过维持子宫颈微循环稳态，有效降低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接受贝伐单抗联合紫杉醇与卡铂化疗过程中，血清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水平的动态变化与免疫特征及患者预后的相关性，以期为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选取2019年6月—2023年6月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90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于化疗前（T0）、化疗第3周（T1）、化疗第6周（T2）、化疗第9周（T3）检测血清CA125、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 A，IgA）、IgG、IgM、补体成分3（component 3，C3）及C4的水平。采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与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GMM）拟合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化疗过程中CA125水平的变化轨迹。比较不同CA125水平变化轨迹组的一般资料和免疫学指标差异，并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CA125水平变化轨迹与免疫学指标的纵向关联。最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导致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化疗过程中CA125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并采用COX回归分析CA125水平变化轨迹与患者预后不良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90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接受贝伐单抗联合紫杉醇与卡铂化疗后，其体内血清CA125水平随化疗进展呈逐步下降趋势，T0、T1、T2和T3时的血清CA125水平分别为689.35±121.34 U/mL，516.67±168.37 U/mL，140.13±39.42 U/mL和30.12±9.27 U/mL（P＜0.05）。根据CA125水平的变化轨迹，可以将上述患者划分为3类：稳定组（32例，35.56%），CA125水平从T0至T3变化平缓（β＝−0.15，P＜0.001）；快速下降组（37例，41.11%），CA125水平从T0至T3急剧下降（β＝−1.54，P＜0.001）；缓慢下降组（21例，23.33%），CA125水平从T0至T3平稳下降（β＝−0.82，P＜0.001）。年龄≥50岁、浆液性组织学类型及单侧卵巢受累是导致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化疗过程中CA125水平快速下降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浆液性组织学类型和单侧卵巢受累亦是导致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化疗过程中CA125水平缓慢下降的独立影响因素（P均＜0.05）。在T1～T3各时间点，稳定组的IgA、IgG、IgM、C3及C4水平均明显高于快速下降组和缓慢下降组（P均＜0.05）。广义估计方程分析结果显示，以稳定组为参照，快速下降组和缓慢下降组的CA125水平与上述免疫学指标均呈负相关（P均＜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快速下降组患者发生预后不良的风险要高于稳定组（HR＝1.624），而缓慢下降组患者发生预后不良的风险则低于稳定组（HR＝0.447），且这一关联在各亚组中保持一致（P均＜0.05）。
结论:在接受贝伐单抗联合紫杉醇与卡铂化疗过程中，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体内CA125水平变化呈明显的异质性，不同CA125水平变化轨迹组的免疫特征及预后情况均存在明显的差异。与CA125水平稳定组患者相比，快速下降组患者的免疫功能相对较弱，预后不良风险升高；而缓慢下降组患者的免疫状态则相对较好，预后不良风险降低。动态监测化疗过程中CA125水平的变化轨迹对复发性卵巢癌患者的免疫状态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目的：探索阿帕替尼联合PD-1单抗协同抑制微卫星稳定型结肠癌小鼠皮下成瘤的作用。
方法：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获取结肠癌患者临床资料及RNA-sequencing数据，利用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ingle sample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ssGSEA）算法计算血管生成评分，并评估血管生成评分与结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利用ssGSEA及CIBERSORT算法评估免疫细胞浸润与血管生成评分的相关性。利用小鼠微卫星稳定型结肠癌细胞系CT26进行皮下成瘤，比较联合用药组与单药组的治疗效果差异。利用流式染色分析，比较不同组别间免疫细胞浸润差异。免疫组织化学法及多色荧光染色，比较不同组别间免疫细胞浸润情况及血管形成差异。
结果：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提示血管生成评分高的结肠癌患者预后差（P＝0.019），且具有更高的N分期。血管生成评分与M2巨噬细胞（R＝0.28，P＜0.01）浸润显著正相关。动物实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与单药组，阿帕替尼联合PD-1单抗治疗组，小鼠肿瘤生长受到显著抑制。联合治疗组小鼠肿瘤体积为181.14±118.59 mm3，对照组小鼠肿瘤体积为1 000.71±254.69 mm3，阿帕替尼单药组小鼠肿瘤体积为676.14±392.52 mm³，PD-1单抗治疗组小鼠肿瘤体积为579.79±259.41 mm3，对照组、单药组与联合用药组相比均P＜0.05。免疫组织化学及流式染色分析，提示阿帕替尼联合PD-1单抗治疗组，相较于对照组及单药治疗组，小鼠瘤荷内CD8+ T细胞浸润显著增加，且M2型巨噬细胞浸润降低，且差异均具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对于“免疫荒漠型”的微卫星稳定型肠癌肿瘤，阿帕替尼联合PD-1单抗的治疗策略可显著缩小肿瘤负荷，有望成为具有广泛前景的治疗策略。目的：低蛋白饮食具有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而其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项目基于低蛋白饮食调控的基因，构建并验证低蛋白饮食影响结直肠癌预后的风险评估模型。
方法：利用GEO数据集筛选低蛋白饮食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核心差异基因，利用单因素COX回归、LASSO回归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利用TCGA数据库及GEO数据库数据集验证低蛋白饮食的风险预测模型，同时用单样本基因集富集分析评估高低风险组免疫功能相关基因的富集程度，用“CIBERSORT”算法分析肿瘤微环境中22种免疫细胞的富集情况。利用基因组学预测模型计算高低风险组中常见药物的IC50值，评估靶向药物敏感性。
结果：筛选得到6个基因整合预测结直肠癌预后的风险评估模型，风险评分＝Exp（ASAH1）×（−2.089）＋Exp（CAMK2N1）×（−1.576）＋Exp（SPINK4）×（−0.232）＋Exp（REG3G）×0.607＋Exp（CTSD）×1.898＋Exp（STK25）×1.980。根据该模型，低蛋白饮食喂食的小鼠具有较低的风险评分。低风险组结肠癌患者呈现较高的记忆CD4+ T细胞、树突状细胞比例，高风险组巨噬细胞比例较高。低风险组人群敏感药物：WZ4003、vorinostat、PRIMA-1MET、PLX-4720、pictilisib，高风险组人群敏感药物：BI-2536、KU-55933、NU744、RO-3306。
结论：基于低蛋白饮食的风险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结直肠癌预后，可为结直肠癌临床诊疗提供理论参考。目的：食管癌是世界上最具侵袭性和致命性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组织学分型分为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ESCC）和食管腺癌，其中ESCC占60%～70%。新辅助放疗是局部晚期食管鳞癌的重要治疗手段，但ESCC的放射敏感性差异较大，缺少有效的放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挖掘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生物标志物及其功能。
方法：食管癌的主要亚型为食管鳞癌，因此我们优先选择ESCC亚型分析食管癌的生物标志物及其功能。利用TCGA-ESCC数据集，根据ESCC患者在接收放射治疗后是否完全缓解将其分为放疗敏感和放疗抵抗组，探究影响食管癌患者放疗敏感（complete response，CR）和放疗抵抗（non-complete response，n-CR）的差异表达基因；采用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对差异基因进行通路富集分析；利用单因素COX因素回归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风险因素，构建ESCC预后风险预测模型，同时用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评估高低风险组的通路富集程度；用ESTIMATE算法、CIBERSORT算法和ssGSEA算法对食管癌的转录组表达数据进行免疫浸润分析。利用STRING数据库（https://string-db.org/）对IDO1的蛋白互作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放疗敏感组和抵抗组的差异表达基因显著富集免疫相关通路。与敏感组相比，放疗抵抗组表现出更活跃的免疫微环境，主要体现为呈现较高的CD4+ T cell比例；IDO1在放疗抵抗组高表达，且与不良预后显著相关，而且具有独立的预后预测能力。除此之外，IDO1高表达组伴随更高的免疫激活状态，且IDO1可能通过色氨酸代谢调控免疫微环境参与食管癌的放疗抵抗。
结论：本研究证实IDO1是介导食管癌放疗抵抗和免疫调控的关键因子之一，可作为食管癌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前列的恶性肿瘤，其发生与发展过程受基因遗传、表观遗传以及肿瘤微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传统的组学研究基于混合细胞样本，仅能获得细胞群体的平均信号，难以解析肿瘤内部的高度异质性。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出现，为在单细胞分辨率下揭示CRC的细胞谱系、分子特征及肿瘤微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研究工具。本文系统综述了单细胞测序技术的发展历程与核心原理，重点总结该技术在CRC肿瘤异质性、肿瘤微环境、耐药与转移机制及临床转化应用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单细胞测序在当前技术与数据分析层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并对其在多组学融合与精准肿瘤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