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也称为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能够精准地实施消融辐射剂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完善，SBRT已被证实为针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一种安全且高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无法接受手术或拒绝手术治疗的早期NSCLC患者，SBRT已成为标准的治疗方案。同时，对于无法病理确诊的早期NSCLC患者，SBRT也是最佳选择之一。尽管SBRT在临床治疗上取得了不断进步，但是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早期NSCLC患者的局部控制率（local control rate，LCR）和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有学者正在积极探索SBRT作为新辅助治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接受SBRT后早期NSCLC患者的LCR很高，但是远处转移仍然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问题。因此，SBRT与全身治疗的结合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此外，早期NSCLC患者在接受SBRT后，其病灶在影像学上的变化也给疗效评估和鉴别诊断带来了新的思考。因此，本文从临床和技术2个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NSCLC治疗的国际指南、当前的治疗现状以及所面临的临床挑战和思考。

肺癌是目前最常见且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治疗领域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现和临床应用而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然而，仍有一些患者对这些治疗呈现无反应或产生耐药性，这无疑为肺癌治疗带来了新的挑战。鉴于此，积极探索并开发新型靶点、创新治疗策略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综述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激动剂、双特异性抗体、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等前沿进展，并回顾现有相关临床试验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以期推动肺癌免疫治疗向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常见的致癌驱动突变。针对此类基因突变型患者，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是采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进行靶向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药物抵抗和疾病进展的问题。EGFR-TKI靶向治疗失败后一般采用标准的含铂双药物化疗方案，但其治疗效果有限，亟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疗策略。近年来，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免疫治疗在NSCLC患者中的有效性。然而，对于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而言，单药免疫治疗的疗效并不理想，因此免疫联合治疗的方案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第3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是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首选方案。虽然第3代EGFR-TKI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持久的生存获益，但是随之而来的耐药问题给后续治疗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针对第3代EGFR-TKI的耐药机制和治疗策略仍在积极研究之中。第3代EGFR-TKI的耐药机制可以分为2种类型：EGFR依赖性和EGFR非依赖性。其中，EGFR依赖性耐药机制包括C797X等继发性EGFR突变；EGFR非依赖性耐药机制包括旁路激活、细胞周期相关基因的改变以及表型转化等。针对这些耐药机制，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第4代EGFR-TKI、联合治疗、化疗和免疫治疗等潜在的耐药后治疗方式。通过深入研究耐药机制并探索新的治疗策略，有望克服第3代EGFR-TKI的耐药性问题，为EGFR突变型晚期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佳的临床结果。

目的：探究TP53、RB1基因突变状态对广泛期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从2019年8月—2022年11月在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内科接受免疫治疗的广泛期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对其中具有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数据的患者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应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本研究评估了TP53和RB1基因突变状态对广泛期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和及其临床意义。

结果：本研究初始共纳入了110例接受免疫治疗并具有NGS数据的广泛期SCLC患者。根据TP53、RB1基因的突变状态，将纳入患者分为3组：TP53/RB1共突变（TP53mut/RB1mut）组（87例，79.1%），TP53突变/RB1野生型（TP53mut/RB1wt）组（20例，18.2%），TP53/RB1均野生型（TP53wt/RB1wt）组（3例，2.7%）。为避免组内人数太少对结果造成影响，最终排除了TP53/RB1均野生型组的3例患者，将剩余107例患者分为TP53/RB1共突变组和TP53突变/RB1野生型组，以进行后续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与TP53/RB1共突变相比，TP53突变/RB1野生型能够明显缩短广泛期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P=0.048）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0.027）；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OS的影响因素[HR=1.827（95% CI：1.061～3.149），P=0.03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1.812（95% CI：1.033～3.177），P=0.038]，而ECOG PS评分≥1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OS的独立危险因素[HR=2.579（95% CI：1.073～6.196），P=0.034]。

结论：在接受免疫治疗的广泛期SCLC患者中，相较于TP53/RB1共突变患者，TP53突变/RB1野生型患者的免疫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更差，且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肺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其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手术是Ⅰ-ⅢA期NSCL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已成为肺癌研究领域的热点。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术前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肺癌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本综述总结了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第2且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CT筛查技术的普及和其精度的提升，使得早起肺癌检出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肺癌患者的治疗模式逐步演变为融合病理分型与分期和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奥希替尼和埃克替尼等靶向药物已经被正式批准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后的辅助治疗，这标志着肺癌辅助靶向治疗新时代的到来。尽管取得了这一重要进展，但是对于包括EGFR在内的驱动基因突变阳性可切除NSCLC患者的最佳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共识。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多项临床试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中基于靶向治疗单药或联合治疗的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策略，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治疗策略有望为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NSCLC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围手术期治疗方案，从而进一步改善其预后和生活质量。

脑转移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预后带来重大的不良影响。在靶向治疗时代，一系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为NSCLC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长期存活的患者出现脑转移。放射治疗作为治疗脑转移的传统方法，能够有效控制颅内症状并改善患者的临床状况。近年来，随着TKIs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渗透能力增强，接受TKIs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颅内控制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脑转移患者治疗中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TKIs和放射治疗来治疗NSCLC脑转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的：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UKB）数据，探讨生命早期暴露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发生风险的关联。

方法：从UKB队列数据平台提取462 253名队列成员在2006年—2010年期间基线调查时收集的母亲怀孕时是否吸烟、是否为多胞胎、出生体重、母乳喂养情况、10岁时相对于同龄人的身高和体型、男性长胡须年龄及女性月经初潮年龄共8项生命早期暴露信息，并获得基线调查至2021年12月31日随访期间新发CRC以及全因死亡信息。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生命早期暴露与CRC关联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并调整基线调查时年龄、性别、种族、CRC家族史、体质指数、家庭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等可能的混杂因素。

结果：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分析结果显示高出生体重（＞4 kg）、接受母乳喂养、10岁时较同龄人更矮及男性长胡须年龄晚于同龄人与CRC发病风险有显著关联，HR（95% CI）分别为1.14（1.03～1.25）、1.33（1.24～1.43）、0.92（0.85～0.98）和0.80（0.76～0.95），且部分生命早期暴露与成年期生活方式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结论：研究结果提示生命早期尤其是青春期暴露可能影响个体成年期CRC发病风险，研究结果为探讨CRC病因及发病机制、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

癌症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最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中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各类癌症中，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位列第一，给中国的卫生健康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肺癌的综合治疗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外科手术仍是肺癌根治性治疗的主要手段。手术机器人的问世为肺癌的外科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机器人手术以其灵活性、精确性、微创性和智能化的特点，克服了传统外科治疗的诸多问题与痛点，是“医工结合”的革命性成果。随着机器人装机量和手术量的迅速增长，肺癌机器人手术的发展前景及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远程控制、触觉反馈等新技术和新理念有望与手术机器人相结合，进一步优化肺癌手术流程，影响肺癌外科治疗的格局，进而造福患者。

2024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胰腺中心—上海市胰腺肿瘤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的沈柏用教授团队，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on biomarkers of response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的研究论文。该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共纳入了1 171例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胰腺癌患者。首先，通过显微切割方式获取了191例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患者的肿瘤配对样本，并进行了蛋白质组学分析，揭示了胰腺肿瘤的独特蛋白模块，尤其是与化疗药物敏感性相关的模块。进一步，研究团队建立了胰腺癌蛋白质组学水平的预后风险模型，并通过外部队列验证了该预后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利用多中心、大样本数据，研究构建并验证了NDUFB8和CEMIP2这2种蛋白标志物在预测胰腺肿瘤化疗效能方面的泛化性。

目的：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探讨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使用降糖药物治疗后与胰腺癌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1 356例2000年—2023年在南京鼓楼医院诊断为T2DM且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分为单纯糖尿病组与糖尿病合并胰腺癌组。采用PSM法对各组患者的基线特征进行匹配，以减少混杂因素的影响。根据降糖药物使用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探讨各类降糖药物使用情况与胰腺癌发生的相关性，并筛选出有可能影响胰腺癌发生的药物影响因素，随后进一步分析降糖药物的单独使用与联合用药与胰腺癌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2DM患者曾使用磺胺酰脲类药物与胰腺癌发生显著相关[比值比（odds ratio，OR）＝0.631，95% CI：0.415～0.961，P＝0.032]，曾使用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4，DPP-4）抑制剂对胰腺癌发生呈弱相关性（OR＝0.639，95% CI：0.388～1.052，P＝0.078），且2者可能与降低T2DM患者患胰腺癌风险相关。其他药物，包括胰岛素、二甲双胍、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s-2，SGLT-2）抑制剂等，与胰腺癌发生均无明显相关性。在进一步的降糖治疗方案分析中显示，二甲双胍与其他口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与胰腺癌的发生具有相关性[调整比值比（adjustment odds ratio，aOR）＝0.463，95% CI：0.224～0.959，P＝0.038]，且可能是抑制胰腺癌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T2DM患者曾使用磺胺酰脲类药物和DPP-4抑制剂与降低胰腺癌发生相关，且与单独用药相比，与口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能进一步降低胰腺癌的发生。

目的：探讨人工设计的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的 结 合 蛋 白 EGn 和 靶 向 成 纤 维 因 子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 Ⅲc 的结合蛋白 FG2 对胰腺癌细胞的作用。

方法：利用已有研究结果获取了 EGn 和 FG2 的序列，并在大肠杆菌 BL21（DE3）菌株中 扩 增 和 表 达 蛋 白 ， 用 Ni-NTA 亲 和 层 析 和 尺 寸 排 阻 层 析 （size exclusion chromatography，SEC）纯化蛋白，应用 SDS-PAGE 和考马斯亮蓝染色评价纯化结果；应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比较胰腺癌细胞系 PANC-1、MIA PaCa-2 和 BxPC-3 细胞中 EGFR 和 FGFR2 Ⅲc 的表达水平；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EGn 和 FG2 在不同胰腺癌细胞系中的结合情况；应用蛋白印迹法检测 EGn 和 FG2 在 PANC-1 和 BxPC-3 细胞中对靶受体或下游细胞外信号调控的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分子磷酸化水平的影响；应用 CCK-8 法和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EGn 和 FG2 对 PANC-1 和 MIA PaCa-2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应用 Transwell 实验检测 EGn 和 FG2 对 PANC-1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结果：本研究成功纯化了 EGn 和 FG2 蛋白并发现纯化的 EGn 和 FG2 蛋白能够特异性结合具有相应受体表达的胰腺癌细胞系，结合数量与受体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在 PANC-1 细胞中，EGn 和 FG2 能够竞争性抑制天然配体引起的靶受体下游信号转导，还能有效抑制该细胞系的增殖和迁移能力（P＜0.05）；而在 MIA PaCa-2 和 BxPC-3 细胞系中，EGn 和 FG2 对靶受体下游信号转导或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较为有限。

结论：EGn 和 FG2 对 EGFR 高表达且 FGFR2 Ⅲc 亚型异位高表达的 PANC-1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表明它们在胰腺癌中具有一定的治疗潜力，为从头设计的结合蛋白在胰腺癌靶向治疗中的潜在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肺癌已经成为对人类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据统计，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均位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此外，由于低剂量CT等检查手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得以在肿瘤早期即被检查出。目前，肺叶切除术联合系统性淋巴结清扫（systema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SLND）仍是针对可切除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式。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在早期肺癌患者中，SLND并不能带来明确的生存获益，反而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免疫治疗疗效降低等因素相关。因此，在早期肺癌的治疗中，包括纵隔淋巴结取样（mediastinal lymph node sampling，MLNS）、肺叶特异性淋巴结清扫（lobe-specific lymph node dissection，L-SLND）等在内的选择性淋巴结切除术日益得到临床医师的关注和接纳。选择性淋巴结切除术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度手术、确保治疗有效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对早期肺癌患者个性化治疗需求的精准把握。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难治性疾病，传统的化疗和放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是这些方法在改善患者生存率方面效果有限。近年来，随着对SCLC生物学特征的深入了解，临床前实验室研究已经为SCLC患者提供了多种潜在的治疗策略。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让SCLC的治疗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应用，显著改变了SCLC患者的临床治疗模式。例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新型化疗药物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已经确立了SCLC治疗的新标准，B7H3和DLL3等新型靶点在SCLC治疗中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这些研究仍需进一步的验证。此外，SCLC领域还有多个靶点正在开发之中，预示着这将为SCLC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选择。展望未来，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策略有望为SCLC患者开启全新的治疗前景。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与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LUAD）患者预后相关的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并据此构建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以及进一步探索该模型与LUAD患者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联。

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中获取LUAD肿瘤组织与对应癌旁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将其与117个已知的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进行对比，筛选出与LUAD患者预后显著相关的候选基因。采用Lasso算法对候选基因进行精简，以获取关键基因用于构建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根据此模型将TCGA数据库中的LUAD患者按照预后风险评分的中位数为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该模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并使用外部数据集GSE31210验证该模型对LUAD患者预后预测的效果。此外，还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比较该模型与临床参数对LUAD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价值。最后，通过免疫浸润分析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LUAD患者之间免疫功能的差异，进一步揭示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与肿瘤免疫之间的潜在联系。

结果：本研究基于14个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成功构建了一个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在预测LUAD患者预后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有效性（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风险组LUAD患者的肿瘤免疫细胞浸润程度显著低于低风险组LUAD患者。

结论：本研究证实了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与LUAD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伤害刺激可以通过介导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LUAD的进展。这一发现为伤害感受神经元及其受体作为LUAD未来药物靶点开发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ground-glass nodule，GGN）是早期肺癌的主要影像学特征，其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即使采用手术切除主要病灶，仍有21%的患者在术后2年出现第二原发肺癌，并且由于肺功能受损而难以再次手术。因此，如何实现微无创局部治愈早期肺癌，提升肺癌二级预防的效果，是肺癌防治领域的重大挑战和研究前沿。2022年，《肺部多发磨玻璃结节中西医结合防治一体化专家共识》首次提出中医药修复线粒体联合消融（ablation and mitochondrial therap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MTC）的创新诊疗方案，为肺GGN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2022年以来，中医药防治肺癌取得重大突破，AMTC中西医结合创新诊疗技术日臻成熟，中国抗癌协会肺癌整合防筛专业委员会（The Lung Cancer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和上海市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Shanghai Medical Doctor Association Integrative Medicine Branch）决定对本共识进行修订。本共识首次发布AMTC创新诊疗规范，系统阐述中西医协同修复受损线粒体逆转肿瘤代谢重编程和炎癌转变的新理论，“西医精准消融＋中医药系统修复线粒体”的AMTC临床新技术以及“不开刀”治疗早期肺癌同时预防合并结节癌变的新策略，能有效实现肺癌的二级预防，显著降低肺癌发病率。共识的发布将促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高质量发展，提升肺癌的防治水平，面向人民健康重大需求，切实响应健康中国战略。

胰腺癌恶病质的发生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对于肿瘤恶病质，目前尚无有效的干预手段，因此研究其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024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李敏教授的团队在Cancer Cell上发表了题目为“The crosstalk between macrophages and cancer cells potentiates pancreatic cancer cachexia”的研究报道，该研究首次揭示了胰腺癌的免疫微环境（巨噬细胞）与机体宏环境恶病质（肌肉萎缩）之间的联系，为胰腺癌恶病质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干预思路。

胰腺癌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由于手术和化疗等传统治疗手段疗效有限，该肿瘤一直是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利用和改造患者自身免疫细胞来靶向和杀伤肿瘤细胞的细胞治疗方法，正逐渐成为替代传统治疗肿瘤的潜在方案之一，且在血液系统肿瘤中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细胞治疗在胰腺癌等实体肿瘤中仍处于研究阶段，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依然充满挑战。本综述深入探讨了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cell，CAR-T）、T细胞受体-T细胞（T cell receptor-T cell，TCR-T）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等细胞治疗的作用机制，以及在胰腺癌治疗中的疗效；同时，初步分析了胰腺癌中细胞治疗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及当前改善细胞治疗效果的研究进展。

目的：构建一种BGJ398耐药的原位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小鼠模型，以模拟临床患者的成纤维生长因子受体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FGFR2）基因重排/融合突变及FGFR2激酶结构域突变，为相关研究提供工具。

方法：通过流体动力学尾静脉注射技术向小鼠注射pT3-myr-AKT-HA、pT3-EF1a-NICD1、pCMV（CAT）T7-SB100和pSB[Exp]-myr-FGFR2-FLAG等质粒，将易于磷酸化的FGFR2的基因引入小鼠肝脏，构建BGJ398敏感性原位ICC小鼠模型，随后对部分小鼠进行BGJ398连续给药4周以诱导小鼠的耐药性，从而建立BGJ398耐药性原位ICC小鼠模型；应用超声成像监测胆道梗阻病灶以分析小鼠模型对BGJ398的耐药程度；观察模型小鼠的肝脏组织并对肝脏组织切片进行HE染色和油红O染色以分析BGJ398耐药原位ICC模型的组织学特征；应用免疫荧光染色法分析BGJ398耐药小鼠ICC原位肿瘤细胞的来源；提取原代肿瘤细胞，应用CCK-8法测定肿瘤细胞对BGJ398的敏感度和BGJ398对肿瘤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median inhibition concentration，IC₅₀）；用BGJ398对构建的小鼠模型进行治疗并绘制生存曲线以在体内验证原位ICC模型的耐药性；提取耐药性原位ICC组织的DNA，进行基因组重测以序验证FGFR2激酶结构域序列的突变。

结果：BGJ398耐药的原位ICC小鼠模型构建成功率达93.33%，肝脏表现出显著的肿瘤负荷，肝组织内可见ICC组织呈腺管状排列；肝组织切片HE染色和油红O染色显示出大量脂滴空泡；肝组织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所有肿瘤细胞中胆管上皮细胞标志物细胞角质蛋白19（cytokeratin 19，CK19）的表达均呈阳性，而肝细胞标志物白蛋白（albumin，ALB）的表达均呈阴性；提取并培养ICC原代肿瘤细胞，CCK-8实验结果显示BGJ398在敏感细胞中的IC₅₀值为95.22 nmol，而在耐药细胞的IC₅₀值增至348.4 nmol；对敏感或耐药模型小鼠进行BGJ398腹腔注射治疗后发现，耐药小鼠的生存率显著低于敏感组（P＝0.001 7）；基因组重测序分析结果揭示了FGFR2基因中的显著突变，明确验证了所构建BGJ398耐药原位ICC小鼠模型与临床ICC患者的基因突变一致性。

结论：本研究成功构建了一种BGJ398耐药的原位ICC小鼠模型，为进一步探索FGFR抑制剂耐药的分子机制和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光动力治疗（photodynamic therapy，PDT）传统上作为一种局部治疗手段，主要用于恶性肿瘤的局部根治和姑息治疗。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PDT具有抗肿瘤免疫效应，从而使PDT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PDT可诱导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死亡，同时激活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本文对PDT与肿瘤免疫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以期系统阐明PDT在抗肿瘤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潜力。

葡萄膜黑色素瘤起源于眼球壁中层的葡萄膜，有显著的肝转移倾向，一旦发生转移，预后较差。目前，葡萄膜黑色素瘤的主要治疗方案有包括肝部分切除、消融、肝脏隔离灌注和经皮肝灌注、肝动脉灌注化疗、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免疫栓塞和放射性栓塞术在内的肝脏定向治疗方法以及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的全身治疗方法。本文对葡萄膜黑色素瘤肝转移的发病机制进行讨论，并对葡萄膜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进行综述。

目的：探究RASAL2在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拟态中的作用，并初步探讨可能的分子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临床蛋白质组学肿瘤分析联盟（clinical proteomic tumor analysis consortium，CPTAC）数据库分析RASAL2在胰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胰腺癌及癌旁组织中RASAL2、β-catenin及Vimentin蛋白的表达情况。在胰腺癌细胞系中利用慢病毒感染敲低与过表达RASAL2后，对沉默RASAL2表达的胰腺癌细胞进行转录组二代测序，采用血管生成拟态实验检测RASAL2对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能力的影响；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研究RASAL2促进胰腺癌血管生成拟态的分子作用机制。

结果：CPTAC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与正常胰腺组织相比，胰腺癌组织中RASAL2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果显示，RASAL2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上调，β-catenin及Vimentin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也明显上调。转录组二代测序结果显示，RASAL2可能参与了细胞间连接及黏附的生物学行为。在胰腺癌细胞PANC-1中敲低RASAL2表达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下降，血管生成拟态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下降，血管生成拟态结构形成受到抑制；在胰腺癌细胞BxPC-3中过表达RASAL2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上升，血管生成拟态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上升，促进血管生成拟态形成。

结论：RASAL2对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拟态的影响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关。

颅咽管瘤是一种少见的颅内良性肿瘤，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方式。然而，由于肿瘤位置较深，与视神经、下丘脑—垂体轴及重要组织和血管结构的关系密切，且具有局部侵袭性，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针对颅咽管瘤的治疗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包括神经内镜等手术技术、设备和策略的进步，以及靶向药物治疗等新型治疗手段的引入等，本文对此进行综述。

胰腺纤维化是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重要的病理特征，在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的病程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胰腺纤维化会阻挡化疗药物抵达癌细胞发挥作用，同时还会影响胰腺组织的硬度，因此在手术治疗和化疗等针对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的治疗方法中评估胰腺纤维化程度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近年来，胰腺纤维化的无创诊断方法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和技术突破，在超声弹性成像、CT以及磁共振成像等领域通过延伸出的新的影像技术，得出了新的影像学指标来评估胰腺纤维化的程度。本研究通过收集2018年以来相关文献，对评价胰腺纤维化无创诊断方法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副神经节瘤是一种神经内分泌肿瘤，根据部位分为肾上腺外副神经节瘤和肾上腺内副神经节瘤（即嗜铬细胞瘤），2者合称为副神经节瘤和嗜铬细胞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PPGL）。随着对PPGL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不断深入，目前认为PPGL可分为假缺氧驱动型、激酶信号通路改变型和Wnt通路改变型3个亚型，对于不同亚型PPGL给予不同的个体化治疗。本文对PPGL不同分子分型及其个体化治疗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预后极差的消化系统肿瘤，其发病与地区发达水平密切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全球肥胖人群的比例逐年上升，肥胖是胰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然而，当前肥胖调节胰腺癌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显示伴有肥胖的胰腺癌人群有着不同的肿瘤病理机制和更高的手术治疗并发症风险。因此，本文将就肥胖相关胰腺癌人群的微观病理变化和宏观临床表现之间潜在的转化机制作一综述。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是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其生物学行为与遗传特征密切相关。传统临床前研究模型难以模拟胰腺癌复杂的遗传异质性和组织学特征。近年来，类器官模型和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技术的发展为胰腺癌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类器官能够保留亲本的遗传学和组织学特征，而CRISPR技术可在类器官中实现精准的遗传操作。CRISPR基因编辑类器官模型可以模拟胰腺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基因功能分析和药物筛选。本综述回顾了近年来类器官模型联合CRISPR技术在胰腺癌中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正在拓展我们对于胰腺癌的理解。

目的：探索在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安罗替尼和贝伐珠单抗的疗效优劣。

方法：回顾性的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诊疗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联合术后的辅助放化疗，并通过头颅增强MRI发现复发。入组患者根据选用的抗血管治疗方式分为安罗替尼组和贝伐珠单抗组。通过绘制生存曲线来比较2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并根据患者的基本信息及复发后是否接受替莫唑胺化疗或放疗进行了亚组分析。

结果：总计纳入37例患者，其中安罗替尼组为19例，贝伐珠单抗组为18例。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16.3个月，其中安罗替尼组为19.6个月，贝伐珠单抗组为12.8个月。但生存分析显示，安罗替尼组与贝伐珠单抗组患者间生存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0.88）。进一步亚组分析显示，在所有的亚组间，2组患者的生存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本研究初步展示了安罗替尼在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的有效性，提示对于一些身体条件差难以耐受贝伐珠单抗或者难以坚持按时用药的患者，口服安罗替尼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目的：探讨磷脂酶D1（phospholipase D1，PLD1）在促进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细胞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GSE（Genomic Spatial Event）公共数据库筛选PDAC肝转移灶及原位肿瘤中的差异表达的基因；选择PLD1作为促进PDAC转移的关键靶点，并在C57小鼠中用KPC细胞建立原位移植瘤模型，将小鼠原位及肝转移瘤块切片染色，检测其PLD1表达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利用PDAC组织芯片与患者的临床信息分析PLD1表达对PDAC患者预后的影响。通过分析PDAC组织中PLD1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评估PLD1表达对胰腺癌转移的影响；在体外实验中应用PLD1过表达及敲降稳系进行Transwell小室及划痕愈合实验，验证改变PLD1表达水平对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应用PLD1过表达稳系与对照细胞在C57小鼠体内原位成瘤，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检测原位肿瘤的生长速率及肝转移情况；进一步采用蛋白质印迹法、Transwell小室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及PLD1酶活位点突变细胞系，确定PLD1发挥促进转移是否通过其经典酶活途径；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转录组测序技术及阻断回复实验，确定PLD1调控的下游靶基因；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及小鼠原位成瘤技术证实下游靶点卵泡抑素样蛋白1（follistatin like protein 1，FSTL1）对于小鼠胰腺癌肝转移的影响。

结果：PLD1在胰腺癌患者及原位成瘤C57小鼠模型中的肝转移灶上高表达，且表达量高于原发灶，在检测组织芯片中，高表达PLD1患者预后显著短于低表达的患者；在SW1990及MIA PaCa-2细胞系中过表达或敲降PLD1的表达，均可显著影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过表达PLD1的KPC细胞系原位成瘤，相较于对照组形成更多的肝转移灶且转移灶的生物发光信号显著增强（P＜0.01）；在SW1990细胞系中分别添加PLD1酶活通路的2种产物磷脂酸（phosphatidic acid，PA）及胆碱（choline）后，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无显著改变，且通过PLD1酶活位点突变稳系KRM验证，证实PLD1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非通过经典酶活通路；在转录组测序中找到PLD1调控的下游分子FSTL1，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证实其mRNA表达的一致性；通过阻断回复实验证实PLD1与FSTL1的上下游关系；在裸鼠体内注射过表达FSTL1的肿瘤细胞进行脾切除转移模型构建，证实FSTL1过表达确实可以诱导肿瘤细胞转移的增强，促进PDAC的进展。

结论：PLD1高表达可以诱导FSTL1表达水平上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增强PDAC细胞的转移能力，促进胰腺癌的进展。

目的：利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分析胰腺导管腺癌中神经侵袭对免疫细胞浸润的影响。

方法：对数据集GSE102238中的50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的标本重新进行神经侵袭严重程度的评估并进行分组。利用CIBERSORT算法，对神经侵袭高低2组的数据进行免疫评分和免疫细胞浸润亚型分析，寻找与神经侵袭相关的免疫细胞亚群。通过组织微阵列，对生信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验证。

结果：从50例胰腺导管腺癌标本中选出符合要求的25例进行神经侵袭再评估，依据神经侵袭严重程度分为高低2组。与低神经侵袭组相比，高神经侵袭组胰腺导管腺癌标本中CD8⁺ T细胞浸润明显减少（P<0.05），而静息记忆CD4⁺ T细胞和M0型巨噬细胞明显增多（P<0.05）。组织芯片免疫组织化学也证实，高神经侵袭的胰腺导管腺癌标本中，CD8⁺ T细胞浸润明显减少（P<0.01）。同时，CD4⁺ T细胞只有轻微增多（P<0.05），而巨噬细胞浸润有明显增多（P<0.001）。

结论：胰腺导管腺癌的神经侵袭可以抑制CD8⁺ T细胞浸润，同时促进巨噬细胞浸润。

目的：研究叶绿素铜钠盐（chlorophyllin，CHL）对人胰腺癌细胞响应吉西他滨（gemcitabine，GEM）治疗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对已经发生GEM耐药胰腺癌细胞的治疗作用。

方法：用低剂量持续递增法诱导对GEM耐药的胰腺癌细胞MIA PaCa-2/GEM（MIA GR）。采用CCK-8法检测GEM和CHL对亲本MIA PaCa-2细胞（MIA WT）和MIA GR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₅₀），并计算耐药指数；根据IC₅₀值，用不同倍数IC₅₀的CHL和（或）GEM分别干预MIA WT和MIA GR细胞，并通过CCK-8法检测CHL联合GEM干预下MIA WT和MIA GR细胞的生长抑制曲线；以IC₅₀值为CHL和（或）GEM的处理浓度分别干预MIA WT和MIA GR细胞，随后采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对细胞毒性/活性的影响，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对细胞凋亡的影响，最后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CHL和（或）GEM干预对MIA GR细胞中耐药性相关分子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和核糖核苷酸还原酶调节亚基M2（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regulatory subunit M2，RRM2），及敏感性相关分子脱氧胞苷激酶（deoxycytidine kinase，DCK）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MIA GR细胞经验证具有耐药性，在GEM干预48和96 h后相比同源野生型MIA WT细胞的耐药指数分别为549.1和667.9；与MIA WT细胞相比，CHL干预对MIA GR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并且CHL联合GEM相较于GEM单药可以发挥在MIA WT细胞（P＜0.001）和MIA GR细胞（P＜0.01）细胞中更加显著的胰腺癌细胞生长抑制效应。CHL能明显抑制MIA GR细胞的增殖，但联合GEM后在2株细胞中的抑制效果均更加显著（P＜0.000 1）；另外，相较于GEM单药，联合CHL干预可以对MIA WT细胞和MIA GR细胞造成更明显的细胞毒性（P＜0.000 1），且诱导更高比例的细胞凋亡。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表明，CHL干预会使MIA GR细胞中P-gp和RRM2蛋白的表达水平下调，同时使DCK的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结论：CHL可提高胰腺癌细胞对GEM的敏感性，同时可诱导已耐药的胰腺癌细胞对GEM的抵抗性降低。

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薛婧研究团队在Cancer Cell杂志上发表研究性论文“Tumor cell-intrinsic epigenetic dysregulation shapes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heterogeneity to metabolically support pancreatic cancer”。该研究发现，肿瘤内在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D2（SET domain containing 2）基因缺失后，通过H3K27Ac的异常增加释放了骨形态发生蛋白2（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BMP2）信号，导致癌相关成纤维（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细胞向富含脂质的表型分化。富含脂质的CAFs细胞通过ABCA8a转运蛋白为肿瘤细胞提供脂质，增强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代谢。该研究将CAFs细胞与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失调联系起来，强调了CAFs细胞与胰腺肿瘤细胞之间以前未被认识的代谢串扰作用。此外，研究还提出了将氧化磷酸化作为靶向治疗SETD2基因缺陷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的潜在策略，为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发现对于开发针对SETD2基因突变或缺陷的癌症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转化意义。

呼气检测作为一种实时、快捷和无创的监测手段，能够有效地检测各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评估机体的健康状况，在肺癌早期筛查的应用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已报道的肺癌特定生物标志物存在很大差异，难以形成统一共识。同时，肺癌患者呼出气体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的生成途径尚未明确，其完整的代谢途径也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综述系统地梳理了近5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肺癌患者呼出气体中检测得到的VOCs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总结，深入剖析了其产生的具体机制及其与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对基于这些VOCs所构建的肺癌预测模型的性能进行了评估，以期为临床实践和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脑膜瘤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原发性颅内肿瘤，根据2021年WHO分级为I、II和III级。随着级别增加，肿瘤复发率越高，预后越差。治疗以手术为主，对于残留或复发肿瘤采用放疗。尽管如此，部分脑膜瘤患者常常经历多次手术或放疗后再次复发，失去手术及放疗机会，内科治疗有限，因此寻找有效的治疗方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免疫治疗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不错的疗效，随着对脑膜瘤分子基因特征及肿瘤微环境的深入研究，脑膜瘤同样具有丰富的免疫微环境，因此免疫治疗可能也适用于复发或难治性脑膜瘤的治疗。本文主要综述脑膜瘤免疫微环境特点及免疫治疗进展，总结近几年脑膜瘤微环境中免疫检查点蛋白表达及其应用情况，旨在找出有效免疫靶点用以临床转化，为脑膜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过继转移到NPSG（NOD-Prkdc^scidIl2rg^null/Shjh）小鼠，并移植人源肿瘤组织，构建hPBMC-NPSG-PDX（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模型，以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研究肿瘤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方法：将健康志愿者外周血PBMC过继转移到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模型。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切除肿瘤组织移植到Nude（BALB/c-nu）小鼠，建立Nude-PDX模型。将传至第3代的PDX肿瘤组织移植到hPBMC-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PDX模型。通过监测小鼠体质量、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免疫系统重建、检测T细胞功能、评估肿瘤生长情况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肿瘤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细胞浸润，综合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hPBMC-NPSG小鼠构建28 d后，人源hu-CD45^＋CD3^＋ T细胞比例达97%。人CD8^＋ T、CD4^＋ T、CD56⁺自然杀伤和CD19⁺ B细胞的比例分别为64%、24%、4.6%和1.0%。CD4^＋和CD8^＋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IL-2、IFN-γ和TNF-α）以及表达细胞毒性分子（FasL、granzyme B和perforin）。在hPBMC-NPSG-PDX小鼠中，肿瘤生长初期迅速，随后趋于稳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肿瘤形态学特征典型，在免疫细胞浸润的区域伴随有肿瘤细胞的凋亡。

结论：本研究成功构建了hPBMC-NPSG-PDX模型，该模型可有效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为研究肿瘤免疫学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肿瘤学科的综合交叉快速发展使肿瘤学教学充满难度和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为肿瘤学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本文提出构建AI赋能的问题驱动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融合案例学习法（case-based learning，CBL）的教学新模式，该模式充分结合了PBL、CBL、虚拟仿真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AI模型等多种教学手段，将这些创新元素融入肿瘤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理论课程、实验操作和临床实践，以提供一个全面且互动的学习环境。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为肿瘤学的理论、实验和临床教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肿瘤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还能显著提升其临床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这种融合式教学方法的新尝试，将为肿瘤学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教学策略。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细胞死亡形式，与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a）的进展和预后密切相关。其中，铁死亡相关基因（ferroptosis related genes，FRGs）在BCa的生物学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参与调节BCa细胞的增殖、迁徙、转移、耐药性、免疫调节和治疗疗效等。此外，FRGs还是预测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但是，FRGs在BCa中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如何利用FRGs预测BCa的预后并指导BCa的治疗仍在探索阶段。因此，探究FRGs在BCa中的调节和预测作用，对于BCa的治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系统阐述FRGs在BCa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索难治性和耐药性BCa患者的治疗及构建预后风险预测模型等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依据。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各种治疗方案效果均欠佳，预后差，临床上亟待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免疫治疗开创了肿瘤治疗的新里程，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目前针对胶质瘤免疫治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亦是热点之一。本文对胶质瘤免疫治疗的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理解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与局限性，为胶质瘤免疫治疗新策略提供思路。

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全球恶性肿瘤总发病率的26%和总死亡率的35%，且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阐明消化道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分子机制，建立精准的分子靶向干预策略，已成为当前肿瘤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命题。双肾上腺皮质激素样激酶1（doublecortin-like kinase 1，DCLK1）作为一种具有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结构域的Ⅱ型跨膜蛋白，是公认的肿瘤干细胞特异性分子标志物。该分子已被证实，不仅可以通过增强肿瘤细胞的自主恶性表型直接促进肿瘤进展，还能够通过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间接驱动肿瘤进展。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组织驻留记忆性T淋巴细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TRM）凭借其持久的肿瘤组织驻留特性和卓越的抗肿瘤免疫效能，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系统综述了DCLK1在消化道肿瘤中的调控分子机制，并着重探讨了其与TRM细胞功能活化的潜在关联，以期为基于DCLK1靶向抑制剂或单克隆抗体的免疫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