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检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受体（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IGF-1R）在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小圆细胞肿瘤（desmoplastic small round cell tumor，DSRCT）中的表达，评价IGF-1R小分子抑制剂OSI-906对DSRCT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方法:收集并分析2012—2024年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8例DSRC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IGF-1R蛋白在DSRCT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并且分析其分布特征；采用Alamar-Blue法和CCK8实验检测OSI-906对3种DSRCT细胞系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₅₀），并且采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IGF-1R激酶受体相关信号通路中关键蛋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8例DSRCT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中IGF-1R蛋白的表达定位于细胞膜或细胞质，中等至强阳性表达率为75%。Alamar-Blue法和CCK8实验结果显示，OSI-906对JN-DSRCT-1、DSRCT-B1Z和DSRCT-B3OD细胞系的IC₅₀分别为6.942、60.440和3.487 µmol/L，并且对DSRCT-B3OD细胞系活力的抑制作用呈现剂量依赖效应；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DSRCT-B3OD细胞系经OSI-906处理后，可显著上调磷酸化AMPK的表达水平，同时下调磷酸化mTOR的表达水平。

结论:IGF-1R蛋白在DSRCT细胞中高表达。体外细胞实验初步证实，IGF-1R小分子抑制剂OSI-906对DSRCT细胞增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能通过调控AMPK/mTOR通路发挥作用。本研究结果为探索IGF-1R作为DSRCT治疗靶点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

双特异性抗体是指能够识别2种不同表位或抗原的一类新型免疫治疗药物，兼具激活患者免疫系统和定向杀伤肿瘤靶细胞的能力。多项临床试验的结果表明，双特异性抗体已成为治疗晚期肺癌和胃癌等实体瘤的重要策略。与联合使用2种单抗相比，双特异性抗体应用于晚期实体瘤治疗时表现出特殊的生物活性和较低的耐药性。本文对双特异性抗体的开发历程、作用机制、分类以及其在晚期实体瘤中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并且探讨可能预测双特异性抗体临床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基于联影uLinac HalosTx直线加速器扇形束CT（fan beam CT，FBCT）影像引导放疗（image-guided radiotherapy，IGRT）的自适应放疗（adaptive radiotherapy，ART）对肿瘤患者摆位误差的修正效果，分析ART计划制定时长对体位稳定性的影响，以期为临床优化ART流程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分析，纳入2024年9月—2025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27例恶性肿瘤患者（食管癌5例、宫颈癌13例、前列腺癌9例）。通过FBCT三维配准技术，分别在ART计划制定前后测量患者X（左右）、Y（头脚）和Z（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并且分析不同的ART计划制定时长（0～20 min、＞20～25 min、＞25 min）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结果:食管癌组患者在X（左右）、Y（头脚）和Z（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从0.190±0.131 cm、0.197±0.152 cm和0.267±0.208 cm缩小至0.098±0.062 cm、0.094±0.092 cm和0.074±0.057 cm（P＜0.001）；宫颈癌组的摆位误差分别从0.185±0.131 cm、0.331±0.270 cm和0.244±0.209 cm缩小至0.066±0.085 cm、0.133±0.096 cm和0.087±0.073 cm（P＜0.001）；前列腺癌组的摆位误差从0.169±0.137 cm、0.294±0.221 cm和0.279±0.177 cm缩小至0.052±0.067 cm、0.132±0.125 cm和0.084±0.079 cm（P＜0.001）。ART计划制定时长与体位误差之间的关系显示，不同时长组食管癌患者在X（左右）、Y（头脚）和Z（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无显著差异（P＞0.05）；不同时长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三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则存在显著差异（P＜0.05），随着时长的延长，三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均明显增大。

结论:ART能够有效提高体位精度，显著降低食管癌、宫颈癌和前列腺癌患者的摆位误差；但对于盆腔恶性肿瘤患者，建议严格控制ART计划制定时长，避免因时间延长而引起体位误差的累积。

目的:描述转移性硬化型上皮样纤维肉瘤（sclerosing epithelioid fibrosarcoma，SEF）的有效化疗方案。

方法:报道1例SEF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

结果:1例原发性左半结肠SEF患者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术后2月即出现腹盆腔多处转移，一线FOLFIRI方案化疗17个月后疾病进展，因疫情未行相关治疗。19个月后腹盆腔肿瘤显著进展行二次减瘤手术，术后3周行CT见腹盆腔多发转移，行二线表柔比星单药化疗2周期后肿瘤明显增大，改三线GT方案化疗，2周期后疗效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共行7个周期，定期复查，疗效持续PR，至今无进展生存期大于19个月。

结论：SEF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侵袭性高，预后差；GT方案化疗在本例SEF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可为未来SEF的系统治疗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的:构建小鼠正常胆囊上皮类器官、基因功能缺失胆囊上皮类器官及人胆囊癌类器官，以解析胆囊癌发生和进展的关键分子机制。

方法:通过胶原酶Ⅳ消化技术处理小鼠胆囊及人胆囊癌组织，结合中和、过滤及离心步骤分离上皮细胞，将其与基质胶混合，在三维培养系统中培养形成类器官。运用Cre-loxP转基因小鼠和CRISPR/Cas9系统基因编辑技术对类器官进行基因敲除或突变，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分选、嘌呤霉素筛选及桑格测序验证基因编辑效率。在不同的培养条件下对类器官生长行为及功能特性进行观察，评估小分子药物（如Wnt激动剂及抑制剂）对类器官生长的影响。

结果:在人源及鼠源的完全培养基条件下，正常小鼠胆囊类器官及人胆囊癌类器官均可长期体外培养并稳定传代。通过基因编辑，成功建立了含特定基因功能缺失的胆囊上皮类器官模型，为胆囊癌相关分子机制研究提供了新工具。研究进一步证实，胆囊癌中Wnt信号通路高度激活，且Wnt通路的激活或抑制对胆囊癌类器官的生长具有显著调控作用。

结论:正常小鼠胆囊上皮与人胆囊癌类器官结合基因编辑技术可高效、精准地构建疾病研究模型，为解析胆囊癌的分子机制及开发靶向治疗策略提供重要平台。Wnt信号通路是胆囊癌进展的重要调控通路，其药物靶向干预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

目的:在接受替吉奥化疗的Ⅱ～Ⅳa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中，探讨不同放疗剂量对其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从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2019年1月—2023年1月收治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54例患者。根据放疗处方剂量将上述患者分为标准剂量放疗（standard-dose radiotherapy，SD-RT）组（75例，放疗总剂量为50～54 Gy）和高剂量放疗（high-dose radiotherapy，HD-RT）组（79例，放疗总剂量为60 Gy）。由于入组患者中高龄患者（＞75岁）占比较高（＞70%），体质较差，并且部分患者因自身原因而拒绝标准的静脉化疗方案，因此入组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均接受替吉奥口服同步化疗。同步放化疗结束1～3个月后对患者进行复查，根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1.1版，评估SD-RT组和HD-RT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以及放疗相关急性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进行长期生存预后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预测影响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在154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中，SD-RT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分别为88.0%和97.3%，HD-RT组患者的ORR和DCR分别为93.7%和为100%，2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16，χ²＝2.369），但是其PFS和OS的差异却均有统计学意义（PFS^{SD-RT vs HD-RT}：20.0个月vs 26.0个月，P＝0.009；OS^{SD-RT vs HD-RT}：26.0个月vs 34.0个月，P＝0.047）。根据临床分期进行分组对比分析显示，采用HD-RT可以改善临床Ⅲ～Ⅳa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长期生存预后（PFS^{SD-RT vs HD-RT}：15.0个月vs 20.0个月，P＝0.002；OS^{SD-RT vs HD-RT}：17.0个月vs 22.0个月，P＝0.006），而对临床Ⅱ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生存获益并不显著。此外，根据中位大体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GTV）对患者进行分组分析显示，相对于肿瘤体积较大（＞43.39 cm³）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肿瘤体积较小（≤43.39 cm³）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对HD-RT更敏感（PFS^{SD-RT vs HD-RT}：18.0个月vs 26.0个月，P＝0.028；OS^{SD-RT vs HD-RT}：22.0个月vs 32.0个月，P＝0.025）。在放疗相关不良反应方面，SD-RT组与HD-RT组患者的骨髓抑制（P＝0.539）、放射性食管炎（P＝0.882）及放射性肺炎（P＝0.636）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通过log-rank检验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放疗剂量、T分期和临床分期是影响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PFS的独立预后因素（P均＜0.05），而放疗剂量和临床分期则是影响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P均＜0.05）。

结论:在接受替吉奥化疗同步放疗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中，提高放疗总剂量至60 Gy可以改善此类患者的长期生存预后，并且未增加放疗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此外，这种效应在晚期（Ⅲ～Ⅳa期）及肿瘤体积较小（≤43.39 cm³）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中尤为显著。

原发性骨淋巴瘤（primary bone lymphoma，PBL）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其特征是淋巴瘤细胞主要侵袭骨骼组织。与其他类型的淋巴瘤不同，PBL在发病时通常局限于骨骼而无其他部位的淋巴结或脏器受累。PBL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段，相较之继发性骨淋巴瘤患者，其整体预后较好。然而，由于PBL发病率较低，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报告和小样本回顾性分析，较为缺乏大样本数据和系统综述，从而导致了诊断的困难和治疗的延误。本研究将从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和预后情况等方面进行总结，旨在加深对PBL的诊疗认识，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与生存质量。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一种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病理分型以腺癌为主。该病发病隐匿，加之早期诊断困难等原因，导致其具有较高的致死率。目前，通过外科手术实现病灶的彻底切除仍然是ICC唯一可能的治愈方法，但是只有少部分患者具备手术条件。在此背景下，采取以手术为核心，联合全身性的化疗、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并辅以局部介入和放疗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已成为提升ICC患者治疗效果的有效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ICC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局部治疗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当前临床上ICC的有效治疗方案，以期为晚期ICC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目的:探究围绝经期女性焦虑状态与孕激素（progestogen）水平的关系，以及焦虑状态和孕激素水平对子宫肌瘤发病风险的潜在影响。

方法:选取2019年8月至2023年7月于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同仁医院妇科和神经内科就诊的376例围绝经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将其分为无焦虑组（202例，SAS评分＜50）和焦虑组（174例，SAS评分≥50），并根据是否患子宫肌瘤将其分为无子宫肌瘤组（225例）和子宫肌瘤组（151例）。采用t检验或χ²检验比较无子宫肌瘤组和子宫肌瘤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与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围绝经期女性的焦虑状态和孕酮（progesterone）水平与子宫肌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采用bootstrap方法分析孕酮水平是否介导了焦虑状态和子宫肌瘤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通过比较无子宫肌瘤组和子宫肌瘤组的基线资料，发现既往剖腹产史、流产次数、血红蛋白（hemoglobin）、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rophil count）、淋巴细胞计数（lymphocyte count）以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均与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的发病无关（P均＞0.05）；而月经期、月经周期、孕酮水平及SAS评分则均与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P均＜0.05）。通过比较不同临床特征对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发病风险的影响，发现年龄、慢性病史及痛经史均与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P均＜0.05）。进一步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5岁、慢性病及痛经是影响围绝经期女性患子宫肌瘤发病的显著危险因素（P均＜0.05）。将上述7个子宫肌瘤显著影响因素（月经期、月经周期、孕酮水平、SAS评分、年龄、慢性病史和痛经史）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SAS评分和孕酮水平是影响围绝经期子宫肌瘤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SAS评分与子宫肌瘤发病风险呈正相关，而孕酮水平与子宫肌瘤发病风险呈负相关。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孕酮水平连续变化与子宫肌瘤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强度呈非线性计量反应关系（χ²＝12.315，P＜0.001）；当孕酮水平≤2.00 ng/mL时，子宫肌瘤发病风险随孕酮水平升高而降低[风险比（hazard ratio，HR）＝1.014，95% CI：1.006～1.012，P＜0.001]；当孕酮水平＞2.00 ng/mL时，子宫肌瘤发病风险随孕酮水平升高而趋于稳定（HR＝1.003，95% CI：0.998～1.002，P＝0.001）。在进一步调整影响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发病的多种相关混杂因素后，发现SAS评分是影响围绝经期女性子宫肌瘤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SAS评分对子宫肌瘤发病风险具有直接影响（β₁＝0.202，95% CI：0.124～0.216），并且孕酮水平部分介导了SAS评分对子宫肌瘤发病风险的影响（β₂＝0.196，95% CI：0.152～0.207），其中总效应值β_总＝0.39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9.25%。

结论:围绝经期女性的焦虑状态与孕激素水平存在独立相关性，焦虑状态是影响子宫肌瘤发病的危险因素，而孕激素水平则是影响子宫肌瘤发病的保护因素。

近年来，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其不良预后和高死亡率是当前乳腺癌治疗面临的重要难题。乳腺癌干细胞（breast cancer stem cell，BCSC）是导致乳腺肿瘤发生、发展、治疗抵抗和复发的关键因素，并且高比例的BCSC还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然而，传统的化疗药物难以有效清除BCSC，甚至会提高其富集程度。因此，研发特异性靶向BCSC的治疗方式将成为改善乳腺癌患者治疗结局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目前，该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包括针对BCSC表面标志物、关键信号通路和免疫检查点的多种抑制剂，以及纳米药物递送系统（nano-drug delivery system，NDDS）与大量新型靶点的发现，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新方向。本文系统综述了靶向BCSC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与现存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乳腺治疗相关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带来更多崭新的思路。

目的:报道1例伴有ins(21;8)(q22.1;q22q24)插入易位的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病例，并探讨其临床与实验室特征。

方法:取患者的骨髓细胞经24 h短期培养后提取其染色体，并进行R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通过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筛查53种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采用illumina高通量测序检测AML相关基因突变。最后，综合分析该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数据及治疗反应。

结果:该患者的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为46,XX,ins(21;8)(q22.1;q22q24)[20]。RT-PCR检测到RUNX1/RUNX1T1（AML1/ETO）融合基因阳性。AML相关基因突变筛查检出Ⅰ类突变基因CALR，Ⅱ类突变基因EZH2、ASXL2和RAD21，Ⅲ类突变基因CREBBP。

结论:ins(21;8)(q22.1;q22q24)是t(8;21)(q22;q22)的一种罕见的插入变异易位形式，对于携带此类型突变的AML患者，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病例研究以明确其临床特征和预后意义。

目的:探讨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第二原发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同时结合文献报道分析其发生原因，加深对多发性骨髓瘤的多原发癌的认识和了解，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辅助检查及风险评估提供一定的帮助。

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4例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第二原发恶性肿瘤的患者的临床资料，每例患者均经骨髓穿刺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并行病理活检确诊合并第二原发恶性肿瘤。

结果:4例患者发病年龄为42～81岁；男性3例，女性1例；1例为冒烟型骨髓瘤合并血液系统第二原发恶性肿瘤（滤泡淋巴瘤），另外3例患者分别合并膀胱癌、食管癌和乳腺癌，均为实体恶性肿瘤。

结论: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第二原发恶性肿瘤较为罕见，需及早进行病理活检确诊，以避免漏诊。

目的:探讨红细胞分布宽度与富半胱氨酸61（cysteine-rich 61，Cyr61）与罗特西普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疗效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选择2020年8月—2023年8月接受罗特西普治疗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140例，根据临床疗效分为有效组（104例）和无效组（36例），根据预后分为生存组（118例）和死亡组（22例）。logistic回归分析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与预后的相关性。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判断罗特西普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疗效及预后的价值。

结果:与有效组相比，无效组的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而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显著增加（P＜0.05）。与无效组相比，随着疗效的改善，有效组的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与治疗无效呈正相关，特别当红细胞分布宽度＞20.86%以及Cyr61＞61.65 pg/mL时，随着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的升高，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治疗无效的风险亦显著上升。与生存组相比，死亡组的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而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显著增加（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红细胞分布宽度[比值比：0.694（95%置信区间：0.504～0.812）；P＜0.05]和Cyr61[比值比：0.543（95%置信区间：0.405～0.653）；P＜0.05]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随着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的增加，生存率显著降低（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对判断罗特西普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疗效和预后均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P＜0.05，曲线下面积＞0.75），2者联合判断疗效和预后的准确性最高（P＜0.05，曲线下面积＞0.90）。

结论:随着红细胞分布宽度和Cyr61水平的增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接受罗特西普治疗无效以及死亡的风险显著上升，临床上利用红细胞分布宽度联合Cyr61可以有效评估罗特西普治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疗效和预后。

目的:探索基于术前CT诊断的肌减少症对胰腺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488例已行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及影像学资料，分析肌减少症与胰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在纳入的488例患者中，术前合并肌减少症患者281例，未合并肌减少症患者207例。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肌减少症是胰腺癌患者术后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为1.43（95%置信区间：1.02～1.99）；P=0.04]，而术前合并肌减少症与术后无病生存期无相关性（P>0.05）。

结论:基于术前CT诊断的肌减少症与胰腺癌患者术后总生存期显著相关，并且是胰腺癌患者术后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影响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not otherwise specified，PTCL-NOS)患者预后的相关临床预后因素，并且构建相关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的总生存率。

方法:从SEER数据库中选择2010—2015年的PTCL-NOS研究病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正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分别评估模型的判别能力、预测精度和临床实用性。

结果:共纳入1 078例PTCL-NOS病例。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种族、年龄、Ann Arbor分期、B组症状、治疗方式、家庭中位年收入是PTCL-NOS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训练集总生存率的C指数为0.710（95%置信区间：0.685～0.735)，验证集总生存率的C指数为0.684（95%置信区间：0.643～0.725)。C指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和校正曲线均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和判别能力。决策曲线分析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性。

结论:基于7个临床预后独立危险因素的预后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和判别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临床医生制定PTCL-NOS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胃转移瘤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与原发性胃恶性肿瘤的鉴别。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1例经胃镜活检及病理学确认的胃转移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胃镜特征、病理学结果以及原发恶性肿瘤诊断与胃转移确诊的时间间隔进行总结。

结果:患者主要表现为胃部受累症状；胃镜下表现与胃原发性恶性肿瘤相似；病理学结果与原发恶性肿瘤一致；原发癌诊断与胃转移瘤确诊的时间间隔差异较大，最长可达18年，最短为同时发现。

结论:胃转移瘤在临床表现和内镜特征方面与胃原发性恶性肿瘤相似，临床鉴别较为困难，主要需依据病理学检查进行区分。

目的:评估在线通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模型基于病理报告对宫颈癌患者进行分期诊断及中高危风险因素提取的准确性和输出稳定性。

方法:回顾性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术后辅助放疗的65例宫颈癌患者的手术病理报告，将其分别输入2种在线NLP模型Kimi和ChatGPT-4o，并记录2者输出的分期诊断结果。然后，将上述分期诊断结果划分为3类并打分：正确（2分）、基本正确（1分）和错误（0分），每例病理报告重复测试5次以评估Kimi和ChatGPT-4o输出结果的稳定性，并比较NLP模型与临床医师在宫颈癌分期诊断结果上的一致性。采用提示性提问测试Kimi从宫颈癌患者的病理报告中提取中高危风险因素的能力。

结果:2种在线NLP模型输出的分期诊断结果与临床医师做出的分期诊断结果之间无统计学差异（χ²＝5.740，P＝0.057）。Kimi和ChatGPT-4o分别输出56例和47例正确、6例和15例基本正确、3例和3例错误的分期诊断结果；2者平均得分分别是7.08±2.70和7.97±2.9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0）。在65例宫颈癌患者、共计390项风险因素的提取测试中，Kimi仅出现3次假阳性判断结果，其余均识别正确。

结论:在线通用NLP模型能够稳定输出与临床医师诊断精度相近的宫颈癌分期结果，并在提示性提问的辅助下，可准确提取宫颈癌患者病理报告中的中高危因素，展现出良好的临床应用潜力。

目的:探讨CTLA-4在不同分期乳腺癌患者CD4⁺T细胞表面的分布特征，并评估其对乳腺癌根治术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2月200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临床分期将患者分为4组：Ⅰ期（64例）、Ⅱ期（57例）、Ⅲ期（43例）和Ⅳ期（36例）。比较4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检测外周静脉血中CD4⁺T细胞表面CTLA-4（CTLA-4⁺ CD4⁺）的表达水平。根据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52例）和预后良好组（148例），比较2组的临床病理特征。采用分层回归模型分析CTLA-4⁺ CD4⁺表达水平与不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CTLA-4⁺ CD4⁺表达水平与预后不良风险的独立相关性。利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TLA-4⁺ CD4⁺表达水平与临床分期在预后预测中的相乘交互效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CTLA-4⁺ CD4⁺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之间的关系。

结果:不同临床分期患者的肿瘤直径、ECOG评分、病灶多发性、淋巴结转移、肿瘤分化程度、ER、PR、HER2、Ki-67、CA125、CA153和CEA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D3⁺、CD4⁺、CD8⁺、CTLA-4⁺ CD4⁺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临床分期的升高，CD3⁺、CD4⁺和CD8⁺比例降低，CD4⁺T细胞表面CTLA-4比例升高（P<0.05）。不同预后组患者的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肿瘤分化程度、ECOG评分、ER、PR、HER2、CTLA-4⁺ CD4⁺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肿瘤分化程度、ECOG评分、HER2对CTLA-4⁺ CD4⁺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ER和PR对CTLA-4⁺ CD4⁺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TLA-4⁺ CD4⁺与预后不良呈正相关（P<0.05）。CTLA-4⁺ CD4⁺与临床分期对预后存在相乘及相加交互作用。无论临床分期为何，CD4⁺T细胞表面CTLA-4⁺ CD4⁺与预后不良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晚期乳腺癌患者的CTLA-4⁺ CD4⁺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在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水平升高可能提示预后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