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体重要的金属元素，铜（Cu）参与了细胞代谢、抗氧化、解毒以及铁吸收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过程。人体中铜主要通过饮食摄取，在消化道中与转运蛋白结合后进入血液，之后再通过载体蛋白运输至全身各个组织；由于受铜离子伴侣蛋白及载体蛋白的严格调控，铜的摄入和排泄处于动态平衡。铜在肿瘤细胞的生长、迁移和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当铜稳态失衡时可影响肿瘤细胞的生长，导致细胞凋亡。最新研究发现，铜可诱发一种新型的细胞死亡方式，即铜死亡。该死亡方式与铜代谢调节密切相关，当前这类由铜诱导的新型细胞死亡方式及可能的机制已获得广泛的研究，其中在乳腺癌相关研究中发现，铜死亡相关基因及蛋白在乳腺癌的进展、免疫细胞浸润、药物耐药、联合治疗及疾病预后评估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铜死亡机制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抗肿瘤治疗，有望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新的诊疗方案。

肺癌是目前最常见且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治疗领域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现和临床应用而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然而，仍有一些患者对这些治疗呈现无反应或产生耐药性，这无疑为肺癌治疗带来了新的挑战。鉴于此，积极探索并开发新型靶点、创新治疗策略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综述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激动剂、双特异性抗体、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等前沿进展，并回顾现有相关临床试验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以期推动肺癌免疫治疗向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多数胃癌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晚期胃癌预后差，既往以化疗为基础的治疗效果有限。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寻找影响胃癌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分子、预后指标及相关治疗靶点已成为晚期胃癌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Claudin-18 剪接变异体 2（Claudin-18 isoform 2， Claudin-18.2）是极具潜力的新兴肿瘤治疗靶点，为胃癌的靶向治疗带来新的希望。靶向 Claudin-18.2 的药物或治疗方法种类多样，包括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bispecific antibody，BsAb）、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和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免疫治疗等，目前已有多项临床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本文总结 Claudin-18.2 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以期为改善晚期胃癌患者的预后提供临床依据。

目的：探索 2’，5’-寡腺苷酸合成酶 1（2’，5’-oligoadenylate synthase 1，OAS1）在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中的表达情况、临床意义以及其对 PDAC 细胞增殖能力的调控作用及潜在机制。

方法：利用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和癌症基因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等公共数据库分析 OAS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验证 OAS1 在 PDAC 患者组织芯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患者临床预后的相关性；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质印迹实验检测 OAS1 mRNA 和蛋白质在不同 PDAC 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利用 siRNA 干扰 OAS1 在 Patu-8988 与 PDC0034 细胞系中的表达，随后通过 CCK-8 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探究 OAS1 对 PDAC 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筛选 OAS1 调控 PDAC 的可能机制；利用 siRNA 干扰 OAS1 在 Patu-8988 与 PDC0034 细胞系中的表达的同时对细胞予以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激动剂 MHY1485 处理，通过测定细胞存活能力和细胞中总胆固醇含量来验证 OAS1 调控 PDAC 细胞增殖的潜在分子机制。

结果：数据库分析结果提示 OAS1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上调（P＜0.05）；PDAC 组织芯片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相比于配对的癌旁正常组织，OAS1 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上调，且其高表达与患者的不良预后呈正相关（P＜0.05）；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蛋白质印迹实验结果显示，OAS1 在 PDAC 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普遍高于正常胰腺导管细胞；进一步在 Patu-8988 与 PDC0034 细胞系中干扰 OAS1 表达后，PDAC 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下降 （P＜0.001）。GSEA 结果提示 OAS1 可能通过影响 mTOR 信号通路和胆固醇稳态相关通路来影响 PDAC 细胞的增殖；干扰 OAS1 表达后，PDAC 细胞中的 mTOR 信号通路可能被抑制且细胞的胆固醇含量下降，用 mTOR 信号通路激动剂 MHY1485 处理细胞可部分逆转 OAS1 干扰造成的增殖抑制和胆固醇减少。

结论：OAS1 在 PDAC 组织和细胞中高表达且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OAS1 可能通过促进 mTOR 信号通路的激活调节胰腺癌细胞的胆固醇代谢，进而促进胰腺癌细胞的增殖功能。

       胰腺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当前肿瘤治疗已全面进入免疫治疗时代，但胰腺癌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反应并不理想，同时也缺乏有效的、经过验证的生物标记物对可能受益于免疫治疗的患者进行筛选。本文综述当前胰腺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以期帮助临床医师系统地了解相关生物标志物，进而指导胰腺癌的精准治疗。

        肿瘤免疫治疗方法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过继性细胞免疫、肿瘤疫苗、免疫调节剂等，其通过阻断免疫抑制信号，过继体外诱导的抗肿瘤效应细胞，增强肿瘤细胞免疫原性，来调节或诱导机体自身免疫应答，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肿瘤免疫治疗的效应机理与手术、化疗等多数抗肿瘤疗法不同，因而在进行抗肿瘤疗效评价时，单纯使用常规影像学方法检测肿瘤病灶的体积变化，表现出“假性进展”和“超进展”等特殊反应模式，并不能及时准确地评估肿瘤免疫治疗的客观疗效。本文拟就免疫治疗疗效评价中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评价标准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肿瘤免疫治疗疗效的科学评价和选择合适的免疫治疗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晚期胃癌（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GC）包括局部不可切除胃癌（gastric cancer，GC）、转移性 GC 和术后复发性 GC，由于患者诊断延迟且 AGC 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因此患者中位生存期仅为 6～12 个月。目前 AGC 的主要治疗目标是改善患者症状和延长序贯化疗患者的生存期。虽然全身治疗对 AGC 的治疗效果逐渐显现，但患者预后远未达到预期。此外，靶向治疗及新型免疫治疗存在耐药发生率高、毒副作用大、患者经济负担重等缺点。因此，寻找新的治疗靶标并研发抗肿瘤药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据报道，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细胞间质上皮转换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通路异常激活在 GC 进展和多线耐药的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可能是 GC 有潜力的治疗靶点。近年来，一些靶向 HGF/c-MET 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inhibitor，TKI）在 GC 的治疗中观察到较好的临床效果。同时，新型 HGF/c-MET 抑制剂（如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和抗体偶联药物等）在临床前研究中均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活性，但均处于临床研究的不同阶段，其疗效和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本文阐述 HGF/c-MET 抑制剂在 AGC 治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并讨论 HGF/c-MET 抑制剂在 GC 治疗中产生耐药的主要原因及应对策略，旨在为 AGC 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指导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肿瘤学科的综合交叉快速发展使肿瘤学教学充满难度和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为肿瘤学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本文提出构建AI赋能的问题驱动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融合案例学习法（case-based learning，CBL）的教学新模式，该模式充分结合了PBL、CBL、虚拟仿真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AI模型等多种教学手段，将这些创新元素融入肿瘤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理论课程、实验操作和临床实践，以提供一个全面且互动的学习环境。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为肿瘤学的理论、实验和临床教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肿瘤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还能显著提升其临床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这种融合式教学方法的新尝试，将为肿瘤学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教学策略。

目的：探讨磷脂酶D1（phospholipase D1，PLD1）在促进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细胞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GSE（Genomic Spatial Event）公共数据库筛选PDAC肝转移灶及原位肿瘤中的差异表达的基因；选择PLD1作为促进PDAC转移的关键靶点，并在C57小鼠中用KPC细胞建立原位移植瘤模型，将小鼠原位及肝转移瘤块切片染色，检测其PLD1表达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利用PDAC组织芯片与患者的临床信息分析PLD1表达对PDAC患者预后的影响。通过分析PDAC组织中PLD1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评估PLD1表达对胰腺癌转移的影响；在体外实验中应用PLD1过表达及敲降稳系进行Transwell小室及划痕愈合实验，验证改变PLD1表达水平对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应用PLD1过表达稳系与对照细胞在C57小鼠体内原位成瘤，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检测原位肿瘤的生长速率及肝转移情况；进一步采用蛋白质印迹法、Transwell小室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及PLD1酶活位点突变细胞系，确定PLD1发挥促进转移是否通过其经典酶活途径；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转录组测序技术及阻断回复实验，确定PLD1调控的下游靶基因；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及小鼠原位成瘤技术证实下游靶点卵泡抑素样蛋白1（follistatin like protein 1，FSTL1）对于小鼠胰腺癌肝转移的影响。

结果：PLD1在胰腺癌患者及原位成瘤C57小鼠模型中的肝转移灶上高表达，且表达量高于原发灶，在检测组织芯片中，高表达PLD1患者预后显著短于低表达的患者；在SW1990及MIA PaCa-2细胞系中过表达或敲降PLD1的表达，均可显著影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过表达PLD1的KPC细胞系原位成瘤，相较于对照组形成更多的肝转移灶且转移灶的生物发光信号显著增强（P＜0.01）；在SW1990细胞系中分别添加PLD1酶活通路的2种产物磷脂酸（phosphatidic acid，PA）及胆碱（choline）后，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无显著改变，且通过PLD1酶活位点突变稳系KRM验证，证实PLD1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非通过经典酶活通路；在转录组测序中找到PLD1调控的下游分子FSTL1，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证实其mRNA表达的一致性；通过阻断回复实验证实PLD1与FSTL1的上下游关系；在裸鼠体内注射过表达FSTL1的肿瘤细胞进行脾切除转移模型构建，证实FSTL1过表达确实可以诱导肿瘤细胞转移的增强，促进PDAC的进展。

结论：PLD1高表达可以诱导FSTL1表达水平上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增强PDAC细胞的转移能力，促进胰腺癌的进展。

       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产生的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已经引起临床专家的重视。ICI 相关性肝损伤（immune-mediated liver injury caused by ICIs，ILICI）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方法，且存在较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开展活检为主的相关检测，有助于判断并优化免疫相关毒性的管理。在 ILICI 治疗方面，证据表明并不一定要尽快予皮质类固醇治疗，需要在疗效、毒性和特定治疗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并通过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加以完善。未来应考虑采用合适的 ICI 剂量及寻找预测靶点，以期降低 ILICI 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同时需要进行深入的基础研究来阐明 ILICI 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和风险因素。随着临床循证依据的不断完善及研究的深入，ILICI 的诊治水平也将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过继转移到NPSG（NOD-Prkdc^scidIl2rg^null/Shjh）小鼠，并移植人源肿瘤组织，构建hPBMC-NPSG-PDX（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模型，以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研究肿瘤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方法：将健康志愿者外周血PBMC过继转移到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模型。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切除肿瘤组织移植到Nude（BALB/c-nu）小鼠，建立Nude-PDX模型。将传至第3代的PDX肿瘤组织移植到hPBMC-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PDX模型。通过监测小鼠体质量、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免疫系统重建、检测T细胞功能、评估肿瘤生长情况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肿瘤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细胞浸润，综合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hPBMC-NPSG小鼠构建28 d后，人源hu-CD45^＋CD3^＋ T细胞比例达97%。人CD8^＋ T、CD4^＋ T、CD56⁺自然杀伤和CD19⁺ B细胞的比例分别为64%、24%、4.6%和1.0%。CD4^＋和CD8^＋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IL-2、IFN-γ和TNF-α）以及表达细胞毒性分子（FasL、granzyme B和perforin）。在hPBMC-NPSG-PDX小鼠中，肿瘤生长初期迅速，随后趋于稳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肿瘤形态学特征典型，在免疫细胞浸润的区域伴随有肿瘤细胞的凋亡。

结论：本研究成功构建了hPBMC-NPSG-PDX模型，该模型可有效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为研究肿瘤免疫学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目的：构建科学客观的临床研究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为建立系统化、专科化培训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以冰山模型为理论指导，通过文献分析初步拟定临床研究护士岗位胜任力框架及相应指标，采用专家会议法确定指标框架，应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筛选指标并计算权重，形成临床研究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

结果：本研究专家会议共纳入9名专家，明确指标框架涵盖知识技能和自我概念2个层面。知识技能层以临床研究护士5大角色职能为基础，并将具体职能划分为4个等级；自我概念层划分为3个维度。专家咨询共纳入17名专家。2轮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100%和88.2%，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968和0.963，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244和0.403（P<0.001），最终制定临床研究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87项。

结论：基于冰山模型构建的临床研究护士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科学可靠，贴近临床，具有专科特色，可用于评价临床研究护士能力水平，为开展相关培训、完善岗位管理提供依据。

滚环扩增（rolling circle amplification，RCA）是一种以环状 DNA 单链为模板，由 DNA 聚合酶介导的高效等温酶促反应，具有简便、快速、高效等优点，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产生大量具有重复碱基序列的超长单链 DNA。由于 DNA 的可编码性，可以根据需要去设计模板DNA序列，从而产生大量功能性的产物，在生物检测、药物递送等领域发挥出独特优势。本文概述了RCA技术的基本原理与分类，并着重介绍了近几年RCA技术在肿瘤检测及药物递送方面的应用，最后讨论了该技术的应用前景和所面临的挑战。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第2且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CT筛查技术的普及和其精度的提升，使得早起肺癌检出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肺癌患者的治疗模式逐步演变为融合病理分型与分期和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奥希替尼和埃克替尼等靶向药物已经被正式批准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后的辅助治疗，这标志着肺癌辅助靶向治疗新时代的到来。尽管取得了这一重要进展，但是对于包括EGFR在内的驱动基因突变阳性可切除NSCLC患者的最佳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共识。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多项临床试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中基于靶向治疗单药或联合治疗的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策略，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治疗策略有望为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NSCLC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围手术期治疗方案，从而进一步改善其预后和生活质量。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而肝转移是导致 CRC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在 CRC 患者的死亡病例中约有 49% 的患者死于肝转移，其中约 25% 的患者在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后发生肝转移。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各种细胞因子（如趋化因子、外泌体）与免疫细胞之间相互作用是肿瘤细胞发生转移的必要条件。迄今为止，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CRLM）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但是有研究表明 CRLM 不仅仅发生在 CRC 晚期，而在部分 CRC 早期患者中就已伴发肝转移。本文分别从基因组学、病理学和 TME 等方面对 CRLM 的发生机制进行综述，并详细阐述了 CRLM 的最新分子调控机制以及 TME 相关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的作用机制。最后对 CRLM 免疫治疗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以期为 CRLM 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前临床上常见的原发恶性骨肿瘤类型包括骨肉瘤、软骨肉瘤、尤文氏肉瘤、脊索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骨肿瘤通常以血行途径转移至肺部较为多见，但也可发生淋巴结转移，且一旦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其预后相较于肺转移更差。因此，原发恶性骨肿瘤的淋巴结转移问题逐渐成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根据现有研究，原发恶性骨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主要通过以下2种途径：一是骨肿瘤细胞突破骨膜侵入周围的淋巴组织；二是通过分泌WISP-3、CCL5和BDNF等相关因子调控VEGF-C的表达，进而诱导恶性骨肿瘤淋巴管的新生。既往关于原发恶性骨肿瘤淋巴结转移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类型恶性骨肿瘤的临床观察，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研究和综述，且其转移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同时，不同类型的恶性骨肿瘤在淋巴结转移率和转移部位上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特针对淋巴结转移在5种常见恶性骨肿瘤中的转移率、转移部位、诊断方法、潜在机制以及治疗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综述，旨在加深人们对原发恶性骨肿瘤淋巴结转移现象的认知，并为其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发生过程中肌上皮对腺上皮的调控作用机制。

方法：随机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08年5月—2010年7月期间收治的157例乳腺导管原位癌患者（高核级患者63例，中核级患者51例，低核级患者43例），并对这些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进行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相关标记物（Snail和ZEB1）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探讨肿瘤细胞核级与EMT过程的发生及肌上皮细胞表达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深入研究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发生过程中肌上皮细胞对腺上皮细胞的调控作用，本文选取了人乳腺肌上皮表型细胞系Hs578Bst和乳腺腺上皮表型细胞系MCF-7，采用Transwell小室共培养模式，构建了乳腺导管原位癌模型。然后，采用Hs578Bst和MCF-7共培养细胞结合外源性TGFβ1和TGFβ1抑制剂，设计实验组、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4组细胞培养72 h后，分别观察腺上皮细胞MCF-7的形态变化、迁移与增殖能力以及EMT相关基因（Snail和ZEB1）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在乳腺导管原位癌组织中肿瘤细胞核的异型性与EMT过程的发生及肌上皮细胞的表达呈正相关。通过构建乳腺导管原位癌模型发现，肌上皮细胞Hs578Bst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促进腺上皮细胞MCF-7发生形态改变。细胞划痕愈合实验和细胞增殖实验的结果显示，肌上皮细胞Hs578Bst可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促进腺上皮细胞MCF-7发生迁移和增殖。通过蛋白质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发现，肌上皮细胞Hs578Bst可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上调腺上皮细胞MCF-7中EMT相关基因（Snail和ZEB1）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

结论：乳腺肌上皮通过分泌/刺激TGFβ1来促进腺上皮发生EMT过程，进而导致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