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常见的致癌驱动突变。针对此类基因突变型患者，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是采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进行靶向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药物抵抗和疾病进展的问题。EGFR-TKI靶向治疗失败后一般采用标准的含铂双药物化疗方案，但其治疗效果有限，亟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疗策略。近年来，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免疫治疗在NSCLC患者中的有效性。然而，对于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而言，单药免疫治疗的疗效并不理想，因此免疫联合治疗的方案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第3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是EGFR突变型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首选方案。虽然第3代EGFR-TKI为这类患者带来了持久的生存获益，但是随之而来的耐药问题给后续治疗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针对第3代EGFR-TKI的耐药机制和治疗策略仍在积极研究之中。第3代EGFR-TKI的耐药机制可以分为2种类型：EGFR依赖性和EGFR非依赖性。其中，EGFR依赖性耐药机制包括C797X等继发性EGFR突变；EGFR非依赖性耐药机制包括旁路激活、细胞周期相关基因的改变以及表型转化等。针对这些耐药机制，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第4代EGFR-TKI、联合治疗、化疗和免疫治疗等潜在的耐药后治疗方式。通过深入研究耐药机制并探索新的治疗策略，有望克服第3代EGFR-TKI的耐药性问题，为EGFR突变型晚期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佳的临床结果。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第2且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CT筛查技术的普及和其精度的提升，使得早起肺癌检出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肺癌患者的治疗模式逐步演变为融合病理分型与分期和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奥希替尼和埃克替尼等靶向药物已经被正式批准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后的辅助治疗，这标志着肺癌辅助靶向治疗新时代的到来。尽管取得了这一重要进展，但是对于包括EGFR在内的驱动基因突变阳性可切除NSCLC患者的最佳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共识。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多项临床试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中基于靶向治疗单药或联合治疗的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策略，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治疗策略有望为EGFR突变阳性的可切除NSCLC患者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围手术期治疗方案，从而进一步改善其预后和生活质量。
肺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其最常见的组织学类型。手术是Ⅰ-ⅢA期NSCL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已成为肺癌研究领域的热点。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术前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肺癌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本综述总结了NSCLC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其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肺癌是目前最常见且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治疗领域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发现和临床应用而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然而，仍有一些患者对这些治疗呈现无反应或产生耐药性，这无疑为肺癌治疗带来了新的挑战。鉴于此，积极探索并开发新型靶点、创新治疗策略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综述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激动剂、双特异性抗体、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以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方案等前沿进展，并回顾现有相关临床试验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以期推动肺癌免疫治疗向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脑转移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预后带来重大的不良影响。在靶向治疗时代，一系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为NSCLC患者带来了显著的生存获益；然而，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长期存活的患者出现脑转移。放射治疗作为治疗脑转移的传统方法，能够有效控制颅内症状并改善患者的临床状况。近年来，随着TKIs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渗透能力增强，接受TKIs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颅内控制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脑转移患者治疗中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TKIs和放射治疗来治疗NSCLC脑转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癌症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最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中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各类癌症中，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均位列第一，给中国的卫生健康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肺癌的综合治疗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外科手术仍是肺癌根治性治疗的主要手段。手术机器人的问世为肺癌的外科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机器人手术以其灵活性、精确性、微创性和智能化的特点，克服了传统外科治疗的诸多问题与痛点，是“医工结合”的革命性成果。随着机器人装机量和手术量的迅速增长，肺癌机器人手术的发展前景及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人工智能、远程控制、触觉反馈等新技术和新理念有望与手术机器人相结合，进一步优化肺癌手术流程，影响肺癌外科治疗的格局，进而造福患者。
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也称为立体定向消融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能够精准地实施消融辐射剂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完善，SBRT已被证实为针对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一种安全且高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无法接受手术或拒绝手术治疗的早期NSCLC患者，SBRT已成为标准的治疗方案。同时，对于无法病理确诊的早期NSCLC患者，SBRT也是最佳选择之一。尽管SBRT在临床治疗上取得了不断进步，但是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早期NSCLC患者的局部控制率（local control rate，LCR）和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有学者正在积极探索SBRT作为新辅助治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尽管接受SBRT后早期NSCLC患者的LCR很高，但是远处转移仍然是影响患者预后的主要问题。因此，SBRT与全身治疗的结合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此外，早期NSCLC患者在接受SBRT后，其病灶在影像学上的变化也给疗效评估和鉴别诊断带来了新的思考。因此，本文从临床和技术2个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NSCLC治疗的国际指南、当前的治疗现状以及所面临的临床挑战和思考。
肺癌已经成为对人类社会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据统计，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均位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此外，由于低剂量CT等检查手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肺癌患者得以在肿瘤早期即被检查出。目前，肺叶切除术联合系统性淋巴结清扫（systematic lymph node dissection，SLND）仍是针对可切除肺癌患者的标准治疗方式。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在早期肺癌患者中，SLND并不能带来明确的生存获益，反而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免疫治疗疗效降低等因素相关。因此，在早期肺癌的治疗中，包括纵隔淋巴结取样（mediastinal lymph node sampling，MLNS）、肺叶特异性淋巴结清扫（lobe-specific lymph node dissection，L-SLND）等在内的选择性淋巴结切除术日益得到临床医师的关注和接纳。选择性淋巴结切除术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度手术、确保治疗有效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对早期肺癌患者个性化治疗需求的精准把握。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是一种难治性疾病，传统的化疗和放疗是其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是这些方法在改善患者生存率方面效果有限。近年来，随着对SCLC生物学特征的深入了解，临床前实验室研究已经为SCLC患者提供了多种潜在的治疗策略。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让SCLC的治疗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应用，显著改变了SCLC患者的临床治疗模式。例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新型化疗药物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已经确立了SCLC治疗的新标准，B7H3和DLL3等新型靶点在SCLC治疗中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但是这些研究仍需进一步的验证。此外，SCLC领域还有多个靶点正在开发之中，预示着这将为SCLC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选择。展望未来，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策略有望为SCLC患者开启全新的治疗前景。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与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LUAD）患者预后相关的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并据此构建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以及进一步探索该模型与LUAD患者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联。
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中获取LUAD肿瘤组织与对应癌旁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将其与117个已知的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进行对比，筛选出与LUAD患者预后显著相关的候选基因。采用Lasso算法对候选基因进行精简，以获取关键基因用于构建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根据此模型将TCGA数据库中的LUAD患者按照预后风险评分的中位数为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该模型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并使用外部数据集GSE31210验证该模型对LUAD患者预后预测的效果。此外，还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比较该模型与临床参数对LUAD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价值。最后，通过免疫浸润分析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LUAD患者之间免疫功能的差异，进一步揭示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与肿瘤免疫之间的潜在联系。
结果：本研究基于14个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成功构建了一个LUAD预后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在预测LUAD患者预后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有效性（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风险组LUAD患者的肿瘤免疫细胞浸润程度显著低于低风险组LUAD患者。
结论：本研究证实了伤害感受神经元相关基因与LUAD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伤害刺激可以通过介导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LUAD的进展。这一发现为伤害感受神经元及其受体作为LUAD未来药物靶点开发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目的：探究TP53、RB1基因突变状态对广泛期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从2019年8月—2022年11月在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内科接受免疫治疗的广泛期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对其中具有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数据的患者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应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本研究评估了TP53和RB1基因突变状态对广泛期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和及其临床意义。
结果：本研究初始共纳入了110例接受免疫治疗并具有NGS数据的广泛期SCLC患者。根据TP53、RB1基因的突变状态，将纳入患者分为3组：TP53/RB1共突变（TP53mut/RB1mut）组（87例，79.1%），TP53突变/RB1野生型（TP53mut/RB1wt）组（20例，18.2%），TP53/RB1均野生型（TP53wt/RB1wt）组（3例，2.7%）。为避免组内人数太少对结果造成影响，最终排除了TP53/RB1均野生型组的3例患者，将剩余107例患者分为TP53/RB1共突变组和TP53突变/RB1野生型组，以进行后续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与TP53/RB1共突变相比，TP53突变/RB1野生型能够明显缩短广泛期SCLC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P=0.048）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0.027）；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OS的影响因素[HR=1.827（95% CI：1.061～3.149），P=0.03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的独立危险因素[HR=1.812（95% CI：1.033～3.177），P=0.038]，而ECOG PS评分≥1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OS的独立危险因素[HR=2.579（95% CI：1.073～6.196），P=0.034]。
结论：在接受免疫治疗的广泛期SCLC患者中，相较于TP53/RB1共突变患者，TP53突变/RB1野生型患者的免疫治疗效果和预后情况更差，且TP53突变/RB1野生型是影响广泛期SCLC患者免疫治疗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