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将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过继转移到NPSG（NOD-PrkdcscidIl2rgnull/Shjh）小鼠，并移植人源肿瘤组织，构建hPBMC-NPSG-PDX（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模型，以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研究肿瘤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方法：将健康志愿者外周血PBMC过继转移到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模型。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切除肿瘤组织移植到Nude（BALB/c-nu）小鼠，建立Nude-PDX模型。将传至第3代的PDX肿瘤组织移植到hPBMC-NPSG小鼠，构建hPBMC-NPSG-PDX模型。通过监测小鼠体质量、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免疫系统重建、检测T细胞功能、评估肿瘤生长情况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肿瘤组织形态学特征和免疫细胞浸润，综合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结果：hPBMC-NPSG小鼠构建28 d后，人源hu-CD45＋CD3＋ T细胞比例达97%。人CD8＋ T、CD4＋ T、CD56+自然杀伤和CD19+ B细胞的比例分别为64%、24%、4.6%和1.0%。CD4＋和CD8＋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IL-2、IFN-γ和TNF-α）以及表达细胞毒性分子（FasL、granzyme B和perforin）。在hPBMC-NPSG-PDX小鼠中，肿瘤生长初期迅速，随后趋于稳定。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肿瘤形态学特征典型，在免疫细胞浸润的区域伴随有肿瘤细胞的凋亡。
结论：本研究成功构建了hPBMC-NPSG-PDX模型，该模型可有效模拟人体肿瘤微环境，为研究肿瘤免疫学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目的：研究乳腺癌患者与健康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分布差异，评估合并NAFLD的乳腺癌患者肝纤维化的情况。
方法：使用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对2021年5月至12月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治疗的194例乳腺癌患者，及同期1 138例健康体检人群进行匹配。通过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NAFLD对乳腺癌发生风险的影响。通过血清纤维化标志物评估NAFLD合并乳腺癌患者的肝纤维化情况。比较NAFLD在不同乳腺癌分子分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情况及临床分期患者中的差异。
结果：PSM后共有164对对象匹配成功。无论是否绝经，乳腺癌组出现NAFLD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组（绝经前：12/61 vs 5/67，P＝0.042；绝经后：27/103 vs 9/97，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绝经前NAFLD患者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是无NAFLD人群的4.05倍[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4.05，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22～13.47，P＝0.023）]。在绝经后患者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RR＝5.86，95% CI：2.06～16.62，P＜0.001）。对于NAFLD患者，合并乳腺癌的患者相较于非乳腺癌存在更高的肝纤维化风险。NAFLD的发生与不同乳腺癌分子分型及HER2的表达情况无关，在Ⅱ期乳腺癌患者中发生率最高。
结论：乳腺癌与NAFLD密切相关，乳腺癌患者较健康人群出现NAFLD的比例更高，且 NAFLD患者较非NAFLD人群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乳腺癌患者需重视NAFLD的筛查与管理，早期防范肝纤维化的发生与进展。
目的：评价调气解毒方治疗亚实性肺结节（最大直径为5～8 mm）痰瘀互结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亚实性肺结节的临床疗效。
方法：采用实用性随机对照方法，纳入亚实性肺结节痰瘀互结证患者74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37例。治疗组给予中药方剂调气解毒方，对照组依据指南推荐定期随访观察，疗程为24周。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肺结节的最大直径、数目和中医证候评分，评价临床疗效，记录不良事件。
结果：治疗组的临床有效率为22.9%，明显高于对照组（2.9%）（P＜0.05）；治疗组在结节最大直径、数目和中医证候积分改善方面更具优势（P＜0.05）；2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调气解毒方能够有效抑制亚实性肺结节（最大直径为5～8 mm）的进展，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安全可行，值得临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应用。
目的：分析新疆地区2015—2021年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发病趋势，为新疆地区乳腺癌的临床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2021年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诊治和住院的10 867例原发性乳腺癌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分子分型、病理分型和手术类型等资料，探讨其随不同时期的变化趋势。
结果：共纳入10 867例患者，平均确诊年龄为51.34±10.96岁，中位确诊年龄为50岁，平均确诊年龄和中位确诊年龄随年份呈上升趋势。婚姻状况以已婚患者为主[9 854例（90.6%）]。从患者所在地区分布来看，以北疆患者居多（69.35%）。分子分型以Luminal型为主[5 665例（72%）]，Luminal型及HER-2过表达型的占比随年份不断上升，三阴性的占比显著下降。临床分期中，Ⅱ期患者最多[4 405例（41.7%）]，其次为∣期[3 057例（29.0%）]。病理类型以浸润性导管癌为主[9 307例（85.6%）]。手术方式主要为改良根治术[5 822例（74.6%）]，保乳术等其他术式随年份呈上升趋势。
结论：2015—2021年新疆地区乳腺癌患者人数逐年增多，平均诊断年龄较大；分子分型以Luminal B型为主，病理类型主要为浸润性导管癌；早期乳腺癌患者占比随年份呈上升趋势；手术方式以改良根治术为主，随着年份的递增，改良根治术呈减少趋势，而保乳术及其他术式呈增加趋势。
目的：探讨基于UpToDate的预警模式对乳腺癌术后接受AC-T方案化疗的患者的不良反应和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
方法：纳入2020年10月—2022年10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00例乳腺癌术后接受AC-T方案化疗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00例）。2组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术后接受AC-T方案化疗。治疗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专科护理模式，观察组接受基于UpToDate的预警模式，持续干预3个月。比较2组患者的汉密顿尔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顿尔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edical uncertainty inventory scale，MUIS）和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患者生活质量核心量表（EORTC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core 30，EORTC-QLQ-C30）评分以及不良反应。
结果：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的HAMA、HAMD和MUIS评分分别为14.39±2.70、10.91±2.22和66.36±7.55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7.76±4.15、15.62±3.34和76.23±10.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EORTC-QLQ-C30总生活质量评分为81.23±13.26分，高于对照组的73.69±8.45分（P<0.05）；症状量表中，观察组的疲倦、恶性和呕吐以及疼痛评分分别为18.75±3.34、24.72±5.18和22.26±3.04分，均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9.03±6.07、35.07±8.15和28.31±5.16分）（P<0.05）；单项测试中，观察组的失眠评分为18.65±3.37分，低于对照组的22.60±5.24分（P<0.05）。观察组的恶心和呕吐、食欲减退、腹痛腹泻以及血细胞减少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基于UpToDate的预警模式可以改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心理状态，减少不良反应，降低疾病不确定感，提高生活质量。
肿瘤学科的综合交叉快速发展使肿瘤学教学充满难度和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为肿瘤学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本文提出构建AI赋能的问题驱动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融合案例学习法（case-based learning，CBL）的教学新模式，该模式充分结合了PBL、CBL、虚拟仿真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AI模型等多种教学手段，将这些创新元素融入肿瘤学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理论课程、实验操作和临床实践，以提供一个全面且互动的学习环境。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为肿瘤学的理论、实验和临床教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肿瘤学基础知识的理解，还能显著提升其临床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这种融合式教学方法的新尝试，将为肿瘤学教育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教学策略。
消化系统肿瘤是一类恶性程度高、易转移且预后差的恶性肿瘤，因起病隐匿不易诊断，患者诊断时大多已达中晚期，因此治疗效果不佳。研究表明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小核仁RNA宿主基因6（small nucleolar RNA host gene 6，SNHG6）在多种实体肿瘤中高表达，可参与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迁移等恶性生物学过程，并与化疗药物耐药性的产生密切相关。本文综述SNHG6在7种不同消化系统肿瘤中的生物学功能及临床意义，探讨其在肿瘤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寻找早期诊断及治疗的有效靶点，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
目的：描述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肝移植后复发肿瘤的特殊转化。
方法：报道1例肝移植后肿瘤复发转化为特殊的组织学形态和分子遗传学特征的HCC患者的诊疗过程。
结果：1例高分化HCC患者在肝恶性肿瘤切除术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近1年后因重度肝硬化接受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2年余后发现血清甲胎蛋白水平升高，PET-CT检查发现肝右叶多处可疑占位病灶，表现为18F-FDG代谢增高。肝穿刺活检进行病理学检查和高通量测序，诊断为低分化HCC伴YAP1-MAML2融合基因。给予XELOX方案化疗和放疗，随访未见肿瘤进展。
结论：HCC肝移植后复发肿瘤可能发生低分化转化且伴有YAP1-MAML2融合基因形成。YAP1-MAML2融合基因的形成可能与肝移植后免疫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从而诱导基因组学发生巨变有关，而YAP1-MAML2融合基因可能是肝移植后复发肿瘤转化为低分化癌的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