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采用合成少数类过采样技术（synthetic minority oversampling technique，SMOTE）算法处理不平衡乳腺癌筛查数据集，构建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比较基于SMOTE算法处理前后数据所建模型的准确性。
方法:利用上海市2008—2012年实施的一项乳腺癌筛查项目数据，以15 046例35～74岁无乳腺癌史的上海户籍女性为研究对象，将乳腺癌筛查数据集按7：3的比例随机拆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SMOTE算法进行数据重构。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敏感度、特异度、Brier评分和F1评分等为评估指标，比较基于原始数据和重构数据所建模型的预测效果。
结果:年龄、初潮年龄、初产年龄、蔬菜水果日均摄入量、乳腺纤维瘤史和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基于SMOTE算法所建风险评估模型的AUC（95%置信区间）为0.659（0.546～0.772），优于基于原始数据建立的评估模型在测试集中的0.621（0.531～0.711）。
结论:基于SMOTE算法构建的乳腺癌预测模型优于原始模型；SMOTE算法可有效解决医疗数据建模中不平衡数据的问题。
目的:探讨观察随访、单纯化疗以及化疗联合靶向治疗对经彻底性原发灶及肝转移灶损毁术治疗后达到无疾病状态（no evidence of disease，NED）的结直肠腺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CRLM）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21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治疗的经彻底性原发灶及肝转移灶损毁术后影像学及肿瘤标志物检查证实为NED的65例结直肠腺癌肝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NED后治疗策略分为观察随访组（O组）、单纯化疗组（C组）和化疗联合靶向治疗组（T组）。比较3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3组患者的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期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期，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DFS和OS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65例患者中，O组17例，C组28例，T组20例。3组的性别（P＝0.786）、年龄（P＝0.054）、原发灶部位（P＝0.428）、肿瘤分化程度（P＝0.316）、肝转移灶个数（P＝0.188）、肝转移灶最大径（P＝0.703）、错配修复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P＝0.437）、新辅助治疗（P＝0.958）、重复肝转移灶损毁术（P＝0.565）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平均随访时间为80.3±4.4个月。54例（83.1%）患者复发，其中35例（53.8%）为肝脏复发，12例（18.5%）为肺脏复发，7例（10.8%）为全身多处转移。O组、C组和T组的中位DFS期分别为14、18和12个月。O组、C组和T组的1年DFS率分别为52.9%、64.3%和40.0%，2年DFS率分别为41.2%、32.1%和15.0%（P＝0.377）；O组、C组和T组的中位OS期为2.5、5和4年。O组、C组和T组的3年OS率分别为47.1%、67.9%和75.0%（P＝0.335）。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ED后继续接受单纯化疗（HR＝0.447，95% CI：0.202～0.988，P＝0.047）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OS。
结论:对于结直肠腺癌肝转移术后达到NED的患者，术后继续单纯化疗可能有助于延长OS期。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甲基化酶6A（lysine demethylase 6A，KDM6A）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意义以及潜在的机制。
方法:通过在线数据网站以及R语言在TCGA转录组测序数据库中分析KDM6A在泛癌以及食管癌患者中的mRNA以及甲基化水平的表达以及预后情况。在食管癌细胞系中敲除KDM6A，应用体外CCK-8及集落形成实验验证其在体外对食管癌细胞生长能力的影响，并应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验证基因敲除效率。应用R语言进行基因表达量以及患者预后分析。应用体外CCK-8以及克隆形成实验证明KDM6A在体外对肝癌细胞生长能力的影响。应用基因探针富集（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软件进行通路分析。应用R语言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应用实时PCR验证KEGG结果。
结果:KDM6A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显著高表达。在食管癌患者中，KDM6A的高表达与患者较差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期和疾病特异性生存（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DSS）期相关，在男女性别中的结果相同。在体外食管癌细胞系中，敲除KDM6A后能够明显抑制食管癌细胞的生长。在肝癌中，KDM6A表达水平较高。在肝癌患者中，高表达KDM6A与预后较差有关。在体外肝癌细胞中敲低KDM6A可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在体外肝癌细胞系中过表达KDM6A可明显促进肝癌细胞的生长。为了探究KDM6A影响食管癌的机制，进一步开展生信分析，TCGA数据库中高表达KDM6A的食管癌患者富集到多条癌症相关通路，特别是ERBB相关通路，实时PCR结果验证KDM6A可能通过激活ERBB信号通路促进食管癌的应用。
结论:KDM6A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高表达，男女患者高表达KDM6A与不良预后有关；体外敲除KDM6A可抑制食管癌的发生和发展；同时敲除KDM6A可以抑制肝癌细胞的发生和发展。总之，KDM6A可以作为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和潜在的治疗新靶点。
目的:了解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政策下乳腺癌患者的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供相关心理支持和帮助给予参考。
方法:采用线上结合线下的问卷调查方法，于2023年1月21日—3月1日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就诊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评估焦虑状况并收集相关影响因素资料。
结果:本次调查共计101例，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平均评分为53.14±16.71分；存在焦虑情绪48例（占47.52%），包括轻度焦虑7例（占6.93%）、中度焦虑17例（占16.83%）、重度焦24例（占23.76%）。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时症状的严重程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时患者处于的诊疗阶段”是焦虑的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比值比：17.16（95%置信区间：1.31～255.10）]、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时的症状表现为轻型或中型症状[比值比：5.383（95%置信区间：1.450～19.988）]以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时乳腺癌处于术后化疗或靶向治疗阶段[比值比：14.433（95%置信区间：1.734～120.117）]是乳腺癌患者发生焦虑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近半数乳腺癌肿瘤患者在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下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应针对不同症状和不同治疗阶段的乳腺癌患者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目的:甲磺酸伊马替尼是治疗胃肠间质瘤最成功的靶向药物之一。然而，广泛存在的继发性耐药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预后。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价新型热休克蛋白90（heat shock protein 90，HSP90）抑制剂C086对伊马替尼耐药胃肠间质瘤的抑制作用，并探讨其相关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胃肠间质瘤组织及正常组织中HSP90的表达水平。采用CCK-8法与细胞划痕实验检测C086在不同药物治疗组中对伊马替尼敏感型和耐药型GIST-882细胞系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响。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c-Kit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HSP90在胃肠间质瘤组织中的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93.75% vs 9.38%），因此应用C086处理胃肠间质瘤细胞以观察其增殖抑制效应。结果显示，与伊马替尼相比，C086对伊马替尼敏感型GIST-882 M1细胞具有相近的抑制作用，而对伊马替尼耐药型GIST-882 IM1细胞和GIST-882 IM2细胞则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效果。C086与伊马替尼联用耐受性良好，并能进一步增强上述抑制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C086可显著下调c-Kit及其下游关键信号通路分子AKT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的表达。
结论:新型HSP90抑制剂C086可通过下调c-Kit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的表达，有效抑制伊马替尼耐药胃肠间质瘤的生长。
目的:探讨以宫颈转移为首发症状、肺癌相关驱动基因阴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治疗策略。
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以宫颈转移为首发症状、肺癌相关驱动基因阴性的NSCLC患者的病史资料及诊治过程，并探讨其治疗策略。
结果:本例为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伴子宫颈、双侧肾上腺、骨骼、淋巴结、肝脏等多处转移。患者一线接受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后，后续采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联合单药化疗进行维持治疗，成功达到部分缓解，无进展生存时间超过14个月。
结论:临床上妇科肿瘤转移至肺部较为常见，但肺部肿瘤转移至子宫颈非常罕见，易导致误诊。本例患者通过及时明确诊断，并且接受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化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小肠是消化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功能的器官，其原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足消化道肿瘤的2%。然而，近年来小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显著上升，使其诊断和治疗在消化道疾病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型血液标志物的发现以及内镜和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了小肠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精准诊断。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小肠恶性肿瘤的治疗也出现了更多精准的靶向治疗选择。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2024年最新发布的小肠腺癌诊疗指南为全球范围内该病的诊疗提供了规范。目前，小肠原发恶性肿瘤仍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领域。
胰腺癌是消化系统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目前，根治性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治疗仍是胰腺癌的标准治愈方案，但仅有不足20%的患者能够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此外，由于术后体质弱、营养状况差等原因，许多患者无法耐受全身性的术后辅助治疗，因此将全身治疗的时间提前，即采用新辅助治疗，日益受到重视。对于临界可切除及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已具备一定的临床地位；然而，其在可切除胰腺癌患者中的作用仍不明确。为此，本文对新辅助治疗在可切除胰腺癌患者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综述。
在全球范围内，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持续居于高位。早期肺癌症状隐匿，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进展至晚期。若能实现肺癌的早期筛查，将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存率，而可靠的肺癌生物标志物是实现早期诊断与治疗的关键。近年来，已有诸多关于肺癌早期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报道，但大多仍局限于科研阶段，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本文综述近年研究中与肺癌早筛相关的标志物，涵盖血清蛋白标志物、DNA标志物、RNA标志物以及DNA甲基化标志物，探讨其在肺癌早期筛查中的价值，以期为推动其早日进入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