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纤维化是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重要的病理特征，在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的病程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胰腺纤维化会阻挡化疗药物抵达癌细胞发挥作用，同时还会影响胰腺组织的硬度，因此在手术治疗和化疗等针对胰腺癌和慢性胰腺炎的治疗方法中评估胰腺纤维化程度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近年来，胰腺纤维化的无创诊断方法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和技术突破，在超声弹性成像、CT以及磁共振成像等领域通过延伸出的新的影像技术，得出了新的影像学指标来评估胰腺纤维化的程度。本研究通过收集2018年以来相关文献，对评价胰腺纤维化无创诊断方法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是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其生物学行为与遗传特征密切相关。传统临床前研究模型难以模拟胰腺癌复杂的遗传异质性和组织学特征。近年来，类器官模型和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技术的发展为胰腺癌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类器官能够保留亲本的遗传学和组织学特征，而CRISPR技术可在类器官中实现精准的遗传操作。CRISPR基因编辑类器官模型可以模拟胰腺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基因功能分析和药物筛选。本综述回顾了近年来类器官模型联合CRISPR技术在胰腺癌中的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正在拓展我们对于胰腺癌的理解。

胰腺癌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由于手术和化疗等传统治疗手段疗效有限，该肿瘤一直是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利用和改造患者自身免疫细胞来靶向和杀伤肿瘤细胞的细胞治疗方法，正逐渐成为替代传统治疗肿瘤的潜在方案之一，且在血液系统肿瘤中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然而，细胞治疗在胰腺癌等实体肿瘤中仍处于研究阶段，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依然充满挑战。本综述深入探讨了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T cell，CAR-T）、T细胞受体-T细胞（T cell receptor-T cell，TCR-T）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TILs）等细胞治疗的作用机制，以及在胰腺癌治疗中的疗效；同时，初步分析了胰腺癌中细胞治疗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及当前改善细胞治疗效果的研究进展。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预后极差的消化系统肿瘤，其发病与地区发达水平密切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全球肥胖人群的比例逐年上升，肥胖是胰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然而，当前肥胖调节胰腺癌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显示伴有肥胖的胰腺癌人群有着不同的肿瘤病理机制和更高的手术治疗并发症风险。因此，本文将就肥胖相关胰腺癌人群的微观病理变化和宏观临床表现之间潜在的转化机制作一综述。

目的：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探讨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使用降糖药物治疗后与胰腺癌发生的相关性。

方法：选取1 356例2000年—2023年在南京鼓楼医院诊断为T2DM且接受降糖药物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分为单纯糖尿病组与糖尿病合并胰腺癌组。采用PSM法对各组患者的基线特征进行匹配，以减少混杂因素的影响。根据降糖药物使用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探讨各类降糖药物使用情况与胰腺癌发生的相关性，并筛选出有可能影响胰腺癌发生的药物影响因素，随后进一步分析降糖药物的单独使用与联合用药与胰腺癌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2DM患者曾使用磺胺酰脲类药物与胰腺癌发生显著相关[比值比（odds ratio，OR）＝0.631，95% CI：0.415～0.961，P＝0.032]，曾使用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4，DPP-4）抑制剂对胰腺癌发生呈弱相关性（OR＝0.639，95% CI：0.388～1.052，P＝0.078），且2者可能与降低T2DM患者患胰腺癌风险相关。其他药物，包括胰岛素、二甲双胍、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odium-glucose transporters-2，SGLT-2）抑制剂等，与胰腺癌发生均无明显相关性。在进一步的降糖治疗方案分析中显示，二甲双胍与其他口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与胰腺癌的发生具有相关性[调整比值比（adjustment odds ratio，aOR）＝0.463，95% CI：0.224～0.959，P＝0.038]，且可能是抑制胰腺癌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T2DM患者曾使用磺胺酰脲类药物和DPP-4抑制剂与降低胰腺癌发生相关，且与单独用药相比，与口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能进一步降低胰腺癌的发生。

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薛婧研究团队在Cancer Cell杂志上发表研究性论文“Tumor cell-intrinsic epigenetic dysregulation shapes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heterogeneity to metabolically support pancreatic cancer”。该研究发现，肿瘤内在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ETD2（SET domain containing 2）基因缺失后，通过H3K27Ac的异常增加释放了骨形态发生蛋白2（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BMP2）信号，导致癌相关成纤维（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细胞向富含脂质的表型分化。富含脂质的CAFs细胞通过ABCA8a转运蛋白为肿瘤细胞提供脂质，增强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代谢。该研究将CAFs细胞与肿瘤细胞的表观遗传失调联系起来，强调了CAFs细胞与胰腺肿瘤细胞之间以前未被认识的代谢串扰作用。此外，研究还提出了将氧化磷酸化作为靶向治疗SETD2基因缺陷型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的潜在策略，为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发现对于开发针对SETD2基因突变或缺陷的癌症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转化意义。

胰腺癌恶病质的发生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率。对于肿瘤恶病质，目前尚无有效的干预手段，因此研究其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2024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李敏教授的团队在Cancer Cell上发表了题目为“The crosstalk between macrophages and cancer cells potentiates pancreatic cancer cachexia”的研究报道，该研究首次揭示了胰腺癌的免疫微环境（巨噬细胞）与机体宏环境恶病质（肌肉萎缩）之间的联系，为胰腺癌恶病质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干预思路。

2024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胰腺中心—上海市胰腺肿瘤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的沈柏用教授团队，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on biomarkers of response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的研究论文。该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共纳入了1 171例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胰腺癌患者。首先，通过显微切割方式获取了191例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患者的肿瘤配对样本，并进行了蛋白质组学分析，揭示了胰腺肿瘤的独特蛋白模块，尤其是与化疗药物敏感性相关的模块。进一步，研究团队建立了胰腺癌蛋白质组学水平的预后风险模型，并通过外部队列验证了该预后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利用多中心、大样本数据，研究构建并验证了NDUFB8和CEMIP2这2种蛋白标志物在预测胰腺肿瘤化疗效能方面的泛化性。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细胞死亡形式，与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a）的进展和预后密切相关。其中，铁死亡相关基因（ferroptosis related genes，FRGs）在BCa的生物学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参与调节BCa细胞的增殖、迁徙、转移、耐药性、免疫调节和治疗疗效等。此外，FRGs还是预测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生物标志物。但是，FRGs在BCa中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如何利用FRGs预测BCa的预后并指导BCa的治疗仍在探索阶段。因此，探究FRGs在BCa中的调节和预测作用，对于BCa的治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系统阐述FRGs在BCa发生、发展、治疗和预后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索难治性和耐药性BCa患者的治疗及构建预后风险预测模型等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依据。

作为人体重要的金属元素，铜（Cu）参与了细胞代谢、抗氧化、解毒以及铁吸收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过程。人体中铜主要通过饮食摄取，在消化道中与转运蛋白结合后进入血液，之后再通过载体蛋白运输至全身各个组织；由于受铜离子伴侣蛋白及载体蛋白的严格调控，铜的摄入和排泄处于动态平衡。铜在肿瘤细胞的生长、迁移和血管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当铜稳态失衡时可影响肿瘤细胞的生长，导致细胞凋亡。最新研究发现，铜可诱发一种新型的细胞死亡方式，即铜死亡。该死亡方式与铜代谢调节密切相关，当前这类由铜诱导的新型细胞死亡方式及可能的机制已获得广泛的研究，其中在乳腺癌相关研究中发现，铜死亡相关基因及蛋白在乳腺癌的进展、免疫细胞浸润、药物耐药、联合治疗及疾病预后评估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铜死亡机制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抗肿瘤治疗，有望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新的诊疗方案。

结肠癌是消化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目前，结肠癌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随着对结肠癌治疗研究的深入，建立相应的临床前体内模型显得尤为重要。在结肠癌治疗方面，中医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采取扶正祛邪的方法，调整机体气血盛衰、脏腑功能的虚实以维持人体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抗肿瘤的目的。结肠癌的中医动物模型大致上可分为湿热蕴结、气滞血瘀、气血两虚、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等5类。结肠癌的西医动物模型常见的有自发型、诱导型、移植型和基因工程型等4类。本研究中总结了中西医当前常用结肠癌动物模型的构建方法与特点，基于如何选择动物模型、中西医造模方法比较及造模成功评价三方面，对结肠癌动物模型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以期找寻合适的临床前实验的造模方法，从而为结肠癌动物模型选择提供指导。

目的：探究RASAL2在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拟态中的作用，并初步探讨可能的分子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临床蛋白质组学肿瘤分析联盟（clinical proteomic tumor analysis consortium，CPTAC）数据库分析RASAL2在胰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胰腺癌及癌旁组织中RASAL2、β-catenin及Vimentin蛋白的表达情况。在胰腺癌细胞系中利用慢病毒感染敲低与过表达RASAL2后，对沉默RASAL2表达的胰腺癌细胞进行转录组二代测序，采用血管生成拟态实验检测RASAL2对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能力的影响；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研究RASAL2促进胰腺癌血管生成拟态的分子作用机制。

结果：CPTAC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与正常胰腺组织相比，胰腺癌组织中RASAL2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果显示，RASAL2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上调，β-catenin及Vimentin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也明显上调。转录组二代测序结果显示，RASAL2可能参与了细胞间连接及黏附的生物学行为。在胰腺癌细胞PANC-1中敲低RASAL2表达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下降，血管生成拟态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下降，血管生成拟态结构形成受到抑制；在胰腺癌细胞BxPC-3中过表达RASAL2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上升，血管生成拟态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上升，促进血管生成拟态形成。

结论：RASAL2对胰腺癌细胞血管生成拟态的影响与AK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研究叶绿素铜钠盐（chlorophyllin，CHL）对人胰腺癌细胞响应吉西他滨（gemcitabine，GEM）治疗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对已经发生GEM耐药胰腺癌细胞的治疗作用。

方法：用低剂量持续递增法诱导对GEM耐药的胰腺癌细胞MIA PaCa-2/GEM（MIA GR）。采用CCK-8法检测GEM和CHL对亲本MIA PaCa-2细胞（MIA WT）和MIA GR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₅₀），并计算耐药指数；根据IC₅₀值，用不同倍数IC₅₀的CHL和（或）GEM分别干预MIA WT和MIA GR细胞，并通过CCK-8法检测CHL联合GEM干预下MIA WT和MIA GR细胞的生长抑制曲线；以IC₅₀值为CHL和（或）GEM的处理浓度分别干预MIA WT和MIA GR细胞，随后采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对细胞毒性/活性的影响，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对细胞凋亡的影响，最后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CHL和（或）GEM干预对MIA GR细胞中耐药性相关分子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和核糖核苷酸还原酶调节亚基M2（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regulatory subunit M2，RRM2），及敏感性相关分子脱氧胞苷激酶（deoxycytidine kinase，DCK）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MIA GR细胞经验证具有耐药性，在GEM干预48和96 h后相比同源野生型MIA WT细胞的耐药指数分别为549.1和667.9；与MIA WT细胞相比，CHL干预对MIA GR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并且CHL联合GEM相较于GEM单药可以发挥在MIA WT细胞（P＜0.001）和MIA GR细胞（P＜0.01）细胞中更加显著的胰腺癌细胞生长抑制效应。CHL能明显抑制MIA GR细胞的增殖，但联合GEM后在2株细胞中的抑制效果均更加显著（P＜0.000 1）；另外，相较于GEM单药，联合CHL干预可以对MIA WT细胞和MIA GR细胞造成更明显的细胞毒性（P＜0.000 1），且诱导更高比例的细胞凋亡。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表明，CHL干预会使MIA GR细胞中P-gp和RRM2蛋白的表达水平下调，同时使DCK的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结论：CHL可提高胰腺癌细胞对GEM的敏感性，同时可诱导已耐药的胰腺癌细胞对GEM的抵抗性降低。

目的：探讨磷脂酶D1（phospholipase D1，PLD1）在促进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细胞转移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利用GSE（Genomic Spatial Event）公共数据库筛选PDAC肝转移灶及原位肿瘤中的差异表达的基因；选择PLD1作为促进PDAC转移的关键靶点，并在C57小鼠中用KPC细胞建立原位移植瘤模型，将小鼠原位及肝转移瘤块切片染色，检测其PLD1表达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利用PDAC组织芯片与患者的临床信息分析PLD1表达对PDAC患者预后的影响。通过分析PDAC组织中PLD1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评估PLD1表达对胰腺癌转移的影响；在体外实验中应用PLD1过表达及敲降稳系进行Transwell小室及划痕愈合实验，验证改变PLD1表达水平对肿瘤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应用PLD1过表达稳系与对照细胞在C57小鼠体内原位成瘤，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技术检测原位肿瘤的生长速率及肝转移情况；进一步采用蛋白质印迹法、Transwell小室实验和细胞划痕实验及PLD1酶活位点突变细胞系，确定PLD1发挥促进转移是否通过其经典酶活途径；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转录组测序技术及阻断回复实验，确定PLD1调控的下游靶基因；利用小动物活体成像及小鼠原位成瘤技术证实下游靶点卵泡抑素样蛋白1（follistatin like protein 1，FSTL1）对于小鼠胰腺癌肝转移的影响。

结果：PLD1在胰腺癌患者及原位成瘤C57小鼠模型中的肝转移灶上高表达，且表达量高于原发灶，在检测组织芯片中，高表达PLD1患者预后显著短于低表达的患者；在SW1990及MIA PaCa-2细胞系中过表达或敲降PLD1的表达，均可显著影响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过表达PLD1的KPC细胞系原位成瘤，相较于对照组形成更多的肝转移灶且转移灶的生物发光信号显著增强（P＜0.01）；在SW1990细胞系中分别添加PLD1酶活通路的2种产物磷脂酸（phosphatidic acid，PA）及胆碱（choline）后，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无显著改变，且通过PLD1酶活位点突变稳系KRM验证，证实PLD1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非通过经典酶活通路；在转录组测序中找到PLD1调控的下游分子FSTL1，并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法证实其mRNA表达的一致性；通过阻断回复实验证实PLD1与FSTL1的上下游关系；在裸鼠体内注射过表达FSTL1的肿瘤细胞进行脾切除转移模型构建，证实FSTL1过表达确实可以诱导肿瘤细胞转移的增强，促进PDAC的进展。

结论：PLD1高表达可以诱导FSTL1表达水平上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增强PDAC细胞的转移能力，促进胰腺癌的进展。

原发性腹膜后肉瘤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结构，早期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而导致诊断延迟。当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或临床检查触及包块时，肿瘤体积多已显著增大，且多呈侵袭性生长，常累及毗邻脏器。外科手术治疗时常需要联合多脏器整块切除，其中消化道器官的联合切除与功能性重建已成为重要的手术组成部分。原发性腹膜后肉瘤的手术具有切除范围广、操作难度高的特点，难以在广泛清晰的阴性切缘下彻底切除，且易局部复发，这些都显著增加了患者手术治疗的复杂性。目前，关于原发性腹膜后肉瘤的外科手术治疗研究，尤其是涉及联合消化道切除与功能性重建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为深化临床认知、优化手术策略，本文通过系统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方式，对原发性腹膜后肉瘤联合消化道切除与功能性重建的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全球恶性肿瘤总发病率的26%和总死亡率的35%，且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阐明消化道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分子机制，建立精准的分子靶向干预策略，已成为当前肿瘤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命题。双肾上腺皮质激素样激酶1（doublecortin-like kinase 1，DCLK1）作为一种具有丝氨酸/苏氨酸激酶结构域的Ⅱ型跨膜蛋白，是公认的肿瘤干细胞特异性分子标志物。该分子已被证实，不仅可以通过增强肿瘤细胞的自主恶性表型直接促进肿瘤进展，还能够通过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间接驱动肿瘤进展。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组织驻留记忆性T淋巴细胞（tissue-resident memory T cell，TRM）凭借其持久的肿瘤组织驻留特性和卓越的抗肿瘤免疫效能，为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系统综述了DCLK1在消化道肿瘤中的调控分子机制，并着重探讨了其与TRM细胞功能活化的潜在关联，以期为基于DCLK1靶向抑制剂或单克隆抗体的免疫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临床上常见的原发恶性骨肿瘤类型包括骨肉瘤、软骨肉瘤、尤文氏肉瘤、脊索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骨肿瘤通常以血行途径转移至肺部较为多见，但也可发生淋巴结转移，且一旦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其预后相较于肺转移更差。因此，原发恶性骨肿瘤的淋巴结转移问题逐渐成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根据现有研究，原发恶性骨肿瘤发生淋巴结转移主要通过以下2种途径：一是骨肿瘤细胞突破骨膜侵入周围的淋巴组织；二是通过分泌WISP-3、CCL5和BDNF等相关因子调控VEGF-C的表达，进而诱导恶性骨肿瘤淋巴管的新生。既往关于原发恶性骨肿瘤淋巴结转移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一类型恶性骨肿瘤的临床观察，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研究和综述，且其转移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同时，不同类型的恶性骨肿瘤在淋巴结转移率和转移部位上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特针对淋巴结转移在5种常见恶性骨肿瘤中的转移率、转移部位、诊断方法、潜在机制以及治疗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综述，旨在加深人们对原发恶性骨肿瘤淋巴结转移现象的认知，并为其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ataxia telangiectasia mutated，ATM）基因是一种重要的抑癌基因，也是调控DNA双链损伤修复的关键效应基因，其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促进细胞周期阻滞以及调控细胞凋亡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ATM基因发生突变后，其无法有效诱导下游靶标的磷酸化过程，进而导致DNA修复机制受损，引发基因组不稳定性和染色体结构异常，最终促使肿瘤细胞异常增殖。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ence，NGS）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膀胱癌细胞中ATM基因的突变率相对较高。已有相关研究证实ATM基因会通过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B，NF-κB）以及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等信号通路调控膀胱癌细胞的增殖、浸润和转移。而突变的ATM基因能够增强患者对放化疗的敏感性，并提升免疫治疗的疗效，因此携带此类突变的患者总体预后相对较好。这一发现使得ATM基因有望成为膀胱癌治疗的潜在靶点，并作为预测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鉴于此，本文将从ATM基因的结构特征及其抑癌与促癌功能，ATM基因在膀胱癌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及ATM基因对膀胱癌患者治疗和预后的影响3个方面，对ATM基因在膀胱癌中的研究进行全面综述，并对其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膀胱癌的药物治疗提供新的靶点，为膀胱癌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溶瘤病毒是一种独特的抗肿瘤免疫疗法，它可以特异性地感染和裂解肿瘤细胞，并诱导激活机体自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以攻击肿瘤。迄今为止已有３种溶瘤病毒获批上市，2005年中国首次批准重组人Ⅴ型腺病毒（H101/Oncorine）联合化疗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患者；201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Ⅰ型单纯疱疹病毒（T-VEC）用于治疗初次手术后复发性黑素瘤，随后T-VEC也在欧洲获批使用；2021年日本批准了第3代重组Ⅰ型单纯疱疹病毒（Delytact/G47Δ）用于治疗恶性胶质瘤。虽然中国批准H101上市在溶瘤病毒发展历程中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相较于T-VEC和Delytact来说，H101对于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治疗并未带来很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其作为单药治疗无法提供完全的肿瘤治疗应答，而且中国大部分鼻咽癌患者采用放射治疗，难以从化疗联合H101中获益，因此该治疗方案还有待完善。近年来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成熟，溶瘤病毒也在不断改进完善，本综述将总结其临床研究进展，并探讨溶瘤病毒的特点及发展前景。

呼气检测作为一种实时、快捷和无创的监测手段，能够有效地检测各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评估机体的健康状况，在肺癌早期筛查的应用中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已报道的肺癌特定生物标志物存在很大差异，难以形成统一共识。同时，肺癌患者呼出气体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的生成途径尚未明确，其完整的代谢途径也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综述系统地梳理了近5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肺癌患者呼出气体中检测得到的VOCs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总结，深入剖析了其产生的具体机制及其与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对基于这些VOCs所构建的肺癌预测模型的性能进行了评估，以期为临床实践和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的：探讨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发生过程中肌上皮对腺上皮的调控作用机制。

方法：随机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08年5月—2010年7月期间收治的157例乳腺导管原位癌患者（高核级患者63例，中核级患者51例，低核级患者43例），并对这些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进行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相关标记物（Snail和ZEB1）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以探讨肿瘤细胞核级与EMT过程的发生及肌上皮细胞表达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深入研究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发生过程中肌上皮细胞对腺上皮细胞的调控作用，本文选取了人乳腺肌上皮表型细胞系Hs578Bst和乳腺腺上皮表型细胞系MCF-7，采用Transwell小室共培养模式，构建了乳腺导管原位癌模型。然后，采用Hs578Bst和MCF-7共培养细胞结合外源性TGFβ1和TGFβ1抑制剂，设计实验组、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4组细胞培养72 h后，分别观察腺上皮细胞MCF-7的形态变化、迁移与增殖能力以及EMT相关基因（Snail和ZEB1）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在乳腺导管原位癌组织中肿瘤细胞核的异型性与EMT过程的发生及肌上皮细胞的表达呈正相关。通过构建乳腺导管原位癌模型发现，肌上皮细胞Hs578Bst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促进腺上皮细胞MCF-7发生形态改变。细胞划痕愈合实验和细胞增殖实验的结果显示，肌上皮细胞Hs578Bst可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促进腺上皮细胞MCF-7发生迁移和增殖。通过蛋白质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发现，肌上皮细胞Hs578Bst可通过刺激TGFβ1表达来上调腺上皮细胞MCF-7中EMT相关基因（Snail和ZEB1）的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

结论：乳腺肌上皮通过分泌/刺激TGFβ1来促进腺上皮发生EMT过程，进而导致乳腺导管原位癌浸润的发生。

目的：运用基于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iTRAQ）的蛋白质组学相关技术，探究诊断胆道肿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方法：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中心实验室样本库中随机抽取经病理确诊的胆道肿瘤（biliary tract carcinoma，BTC）患者和良性胆道疾病（benign biliary disease，BBD）患者的胆汁标本各4例，组内两两混合后，采用iTRAQ标记技术结合二维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two-dimensional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2D LC-MS/MS），进行蛋白质组定量分析。然后，筛选出BTC组与BBD组之间的差异表达蛋白，并对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包括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通路富集分析、GO（Gene Ontology）富集分析和蛋白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分析）。从差异表达蛋白中选取表达丰度差异倍数最大的候选蛋白作为胆道肿瘤的潜在诊断生物标志物，并使用50例BTC患者和50例BBD患者的胆汁标本对该候选蛋白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验证以及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

结果：从4组BTC患者和BBD患者的胆汁标本中共筛选出12个差异表达的蛋白（FDR<1%），其中触珠蛋白（haptoglobin，Hp）和补体因子H（complement factor H，CFH）作为蛋白互作网络中的枢纽蛋白，在BBD患者胆汁中的表达丰度明显上调。ELISA结果显示，Hp和CFH蛋白在各胆道肿瘤亚型患者的胆汁中均发生显著上调（P<0.01）。ROC曲线分析表明，胆汁Hp和CFH蛋白在胆道肿瘤诊断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且其诊断效果要明显优于血清蛋白CA19-9。

结论：本研究采用iTRAQ标记技术联合2D LC-MS/MS，系统解析了BTC患者与BBD患者胆汁标本中蛋白质组的差异，鉴定出Hp和CFH蛋白作为核心差异表达蛋白，二者诊断胆道肿瘤的效能均显著优于血清蛋白CA19-9，可作为胆道肿瘤早期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

目的：探究降解烟酰胺磷酸核糖基转移酶（nicotinamid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NAMPT）的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proteolysis-targeting chimera，PROTAC）小分子药物630120（PROTAC-630120）对烟酸磷酸核糖基转移酶（nicotinat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NAPRT）低表达的结直肠癌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5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组织及其癌旁正常组织中NAMPT及其转录因子Tubby的蛋白表达水平，并采用基因表达谱交互式分析（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Interactive Analysis，GEPIA）平台在线分析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中结直肠癌组织及其对应癌旁组织中NAMPT mRNA的表达水平。基于先前在血液肿瘤中的研究结果，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PROTAC-630120药物对结直肠癌细胞系（SW480、HT29、RKO、SW620与HCT116）中NAMPT蛋白的降解效果；同时，采用shNAPRT质粒敲低或采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NAPRT基因表达的方式构建NAPRT低表达结直肠癌细胞系，并通过Cell Titer-Glo（CTG）发光法和细胞集落形成实验检测不同浓度PROTAC-630120药物对NAPRT低表达结直肠癌细胞增殖的影响。最后，本研究还通过蛋白质印迹法检测了PROTAC-630120药物对结直肠癌细胞中MAPK信号通路下游蛋白表达的影响。

结果：在结直肠癌组织中，NAMPT蛋白及其mRNA的表达水平均发生显著上调。PROTAC-630120药物可以有效降解不同结直肠癌细胞系中的NAMPT蛋白，同时其还可以显著抑制NAPRT低表达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其中，不同结直肠癌细胞系相对于PROTAC-630120药物的IC₅₀值（细胞半数抑制率）分别为：RKO^shNAPRT～49.03 nmol/L，HCT116^shNAPRT～42.28 nmol/L，SW620^shNAPRT～55.59 nmol/L，HT29^shNAPRT～29.66 nmol/L，SW480^shNAPRT～76.17 nmol/L，SW480^sgNAPRT～27.01/34.23 nmol/L。另外，PROTAC-630120药物还可以抑制结直肠癌细胞中的MAPK-ERK信号通路。

结论：靶向NAMPT的PROTAC小分子药物630120对NAPRT低表达结直肠癌细胞的增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其有望成为结直肠癌患者辅助治疗的药物选择。

目的：探索在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安罗替尼和贝伐珠单抗的疗效优劣。

方法：回顾性的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收治的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诊疗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联合术后的辅助放化疗，并通过头颅增强MRI发现复发。入组患者根据选用的抗血管治疗方式分为安罗替尼组和贝伐珠单抗组。通过绘制生存曲线来比较2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并根据患者的基本信息及复发后是否接受替莫唑胺化疗或放疗进行了亚组分析。

结果：总计纳入37例患者，其中安罗替尼组为19例，贝伐珠单抗组为18例。总体中位生存时间为16.3个月，其中安罗替尼组为19.6个月，贝伐珠单抗组为12.8个月。但生存分析显示，安罗替尼组与贝伐珠单抗组患者间生存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0.88）。进一步亚组分析显示，在所有的亚组间，2组患者的生存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本研究初步展示了安罗替尼在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的有效性，提示对于一些身体条件差难以耐受贝伐珠单抗或者难以坚持按时用药的患者，口服安罗替尼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各种治疗方案效果均欠佳，预后差，临床上亟待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免疫治疗开创了肿瘤治疗的新里程，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目前针对胶质瘤免疫治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亦是热点之一。本文对胶质瘤免疫治疗的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理解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与局限性，为胶质瘤免疫治疗新策略提供思路。

儿童室管膜瘤的临床特点与成人不同，其治疗仍是临床医师面临的巨大挑战，尤其是无法接受放疗的婴幼儿室管膜瘤，其预后明显差于成人。小儿神经外科医师对这一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在当代标准治疗策略的基础上，探索不良反应更少的治疗策略是改善室管膜瘤患儿长期生存质量所亟需的。本文着重对儿童室管膜瘤的治疗现状以及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论述，以期为儿童室管膜瘤的治疗指出未来可能有益的研究方向。

前庭神经鞘膜瘤（vestibular schwannoma，VS）是起源于内听道前庭神经鞘膜施万细胞的良性肿瘤，常引起患者听力下降、耳鸣等症状。随着肿瘤早期检出率大幅度提高，治疗目标向神经功能保留与重建、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发展，处理策略倾向个体化。对于有实用听力者，优先选择保听手术；对于保听手术失败及术前无实用听力的非保听手术患者，可同期或后期行听力重建。蜗神经保留者，可考虑人工耳蜗植入重建听力，其不仅能提供良好的听力感知，而且能有效抑制耳鸣症状；当蜗神经无法保留时，可选择骨桥植入，虽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听觉功能，但对改善言语识别、提高生活质量具有意义；对于双侧听神经瘤患者（见于神经纤维瘤病Ⅱ型），人工听觉脑干植入虽然听觉重建效果差异度较大，但可帮助大部分患者重获听觉感知、改善沟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需进一步研究听觉保留与重建效果的影响因素，以期最大化每位患者的听力恢复和生活质量提升。

过去10余年里，人工智能在神经系统肿瘤的诊疗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已经步入有序、迅速且系统化的轨道。目前，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和手术机器人等技术已涵盖了肿瘤筛查、临床诊断、肿瘤分类、药物发现、治疗决策、手术辅助、预后评估、精准医学和神经系统肿瘤模拟教学等多个方面，但总体上这些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对人工智能在神经系统肿瘤诊疗中的应用进行全面、理性、客观地审视，检验相关成果的应用现状，对学科创新发展、避免研发陷阱以及突破发展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多种遗传性肿瘤易感性综合征与神经系统肿瘤发病相关。遗传性肿瘤综合征的分类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变化，目前已经对这些综合征的致病机制有清晰的了解并将其归类为8种致病机制。2007年，本团队在国内首次出版了“遗传性神经系统肿瘤综合征”专刊，对8种遗传性神经系统肿瘤综合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对新纳入的神经系统肿瘤易感综合征进行介绍，并强调了下一步应关注的研究方向和临床照护要点。

颅咽管瘤是一种少见的颅内良性肿瘤，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方式。然而，由于肿瘤位置较深，与视神经、下丘脑—垂体轴及重要组织和血管结构的关系密切，且具有局部侵袭性，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针对颅咽管瘤的治疗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包括神经内镜等手术技术、设备和策略的进步，以及靶向药物治疗等新型治疗手段的引入等，本文对此进行综述。